最不坏的与最好的东西 丁文江的科学主义（第1页）

“最不坏的”与最好的“东西”——丁文江的科学主义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独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大概是“五四”以来中国人的一贯认识，尽管人们在实践层面并不一定愿意实行民主，总是在为无法实行民主寻找借口，但谁也不愿否认民主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最不坏的东西”。

当民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漂洋过海来到东方，来到中国的时候，与其结伴而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好东西”，那就是科学。如果说民主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最不坏的东西”，那么科学则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最好的东西”，于是那时的中国人有了“科学万能”的幻想，期待科学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其如醉如痴的情形正如胡适所描绘的那样：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所以，那时的中国人就根据英文音译，很亲切地将科学唤作“赛先生”（sce），将民主唤作“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作为主义，也曾引起人们的恐慌，被视为洪水猛兽；科学自然也是个好东西，然而一旦科学也成为“主义”，特别是将“科学主义”绝对化、唯一化，那么引来的就不仅仅是恐惧，可能还会遗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20世纪科学主义的大潮中，最著名的“赶潮”人，毫无疑问应该首推丁文江。

一个欧化最深的人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清德宗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生于江苏泰兴黄桥镇，这个偏僻的乡镇在国共内战中因“黄桥烧饼”而著名。黄桥在京沪线西侧，南距长江约三十公里，在丁文江出生的年代，黄桥镇大体上与外界隔绝，因为京沪线的修建是后来很迟的事情。

根据丁家后人的描述，丁文江的曾祖曾经在浙江某地担任过一个小官，但其祖、父两代不是一代胜过一代，而是一代不如一代，逐步退居乡里，除了保留“祖上曾经阔过”的记忆外，已与一般家庭毫无区别。

当丁文江出生的时候，应该说是晚清几十年中最好的时光，清政府经过差不多二十年的洋务新政、同治中兴，至光绪初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改善。除却在丁文江出生的第二年，中国与法国因安南有过一次短暂的战争外，至1894年，中国大体赢得了前后约三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提高，与此同时，官僚体制腐败的痼疾，君臣上下、朝廷内外都因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产生了莫名其妙的虚骄，这就为甲午战争的失败留下了伏笔，也是后来一系列变革的前提条件与重要背景。

这后来的重要变化在丁文江刚出生时的中国尚看不到迹象，于是丁文江与千百万诞生于中国乡村社会，且父母在解决了起码的生存问题之后尚有余力培养子女的家庭一样，在乡间接受启蒙教育，为将来的科举事业作准备。

按照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丁文江五岁就傅，正式开蒙，阅四年，至九岁大体将四书五经研读一过，培植了继续深造的根基。据说丁文江生而有殊禀，神悟卓绝，寓目成诵，师奇其资质过人，试以联语嘱对：“愿闻子志”，丁文江随口对曰：“还读我书”。其工正典雅，志趣不凡，不能不令人叹为宿慧，视为难得的读书种子。

乡村塾师的学识终究不能满足丁文江的求知心，而1898年的维新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变等一系列变动，也给丁文江未来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新的可能。丁文江或者是他的父亲已预感到继续在科举的道路上爬行，或许是条不通的路，于是丁文江虽然成绩优异，但他无意继续参加生员考试，而准备离开乡村，到上海南洋公学深造，这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西方学校教程的中学，并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学教育体制接轨，从那里可以很方便地到美国留学。

在丁文江将要启程前往上海的时候，新任泰兴知县龙璋闻丁文江资质不凡，遂嘱丁父携入衙门，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下笔如神，议论风生，多所阐发。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力劝他不要再到南洋公学耽搁工夫，而是应该直接、尽快出洋留学。

丁父既然同意丁文江到上海，显然对丁文江出国留学早已有了心理准备；而且他既然同意带儿子到县衙门面试，显然对龙璋的建议不仅不会反对，可能有正合我心之感。唯一使丁文江稍感困难的是家庭原因，一是他的母亲先一年去世，使他觉得在居丧期间或许难以成行；二是出国留学毕竟不同于到上海读书，其所需的费用对于丁家来说无疑不小，至少会减少家中其他子女求学的机会。当时，丁文江的哥哥文涛也想出国留学，然而雄心勃勃、聪明绝顶的弟弟却先发制人对他说：“不有居者，谁侍庭帏；不有行者，谁圆国事？家与国，尔与我当分任之。”

在龙璋的帮助下，各种难题逐一解决。1902年秋，15岁的丁文江便随龙璋的表亲胡元俊（子靖）前往日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时间飞快地消失了，不知不觉间，丁文江在日本度过了三个春秋，只是在这三年中，丁文江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将精力完全用于对科学的追求上，而是不自觉地投身于现实政治，追随梁启超鼓吹改良中国政治，改良中国社会，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

丁文江等留日学生的这一处境引起了老革命家吴稚晖的注意。这位老革命家原本也在日本，后因反满革命而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流亡苏格兰。在那里，吴稚晖研究进化论和古生物学等道地的西方知识，所以他对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很不满意，遂于1904年致信丁文江等留日学生设法到英国去。

吴稚晖的建议引起了丁文江等人的注意，再加上1904年初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其结果也使留日学生感到莫名的尴尬、羞愧与自豪。自豪的是亚洲人能够击败强大的沙俄帝国，羞愧的是对比昔日被鄙视的岛民所取得的荣耀，中国竟是如此的软弱无力。丁文江和他的朋友们被街上所遇到的日本人对他们发出的嘲笑深深地刺痛了，因此他不仅执意离开日本前往英国，而且他的野心是到那里学习海军，将来做一名海军指挥官，或许有机会与日本人在海上决一胜负。

1904年春夏之交，丁文江等人从日本来到英国，很快接受一位朋友的建议，到东部林肯郡的斯堡尔丁读了两年中学，第一次得到了西方知识最直接、最认真的介绍，奠定了后来进一步深造的基础，1906年顺利得到进入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的资格。

尽管丁文江有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但“从不额外照顾穷小子”的剑桥大学的高昂费用还是让丁文江吃不消。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丁文江主动辍学，转赴欧洲大陆游历。几个月后，于1907年春天转入风气质朴的格拉斯哥大学，开始专心致志学习动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

1911年初，丁文江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迅即准备返回离别九年的祖国。这九年的时间，丁文江从一个聪明伶俐的十五岁少年，变成一个满脑子现代专业知识、欧化最深、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

丁文江身上所体现的欧化，并不仅仅指他喜欢笔挺的西装革履，也不是他那讲究修饰的小胡子，更不是他对雪茄的特别偏爱，而是指他在这九年的留学生涯中，真正掌握了多种语言，能够直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不仅留意国际学术界的前沿问题，而且他本身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国际学术界的前沿问题，因为他具有现代科学家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思维方式。

现代徐霞客

1911年春夏间的归国旅途，对于年轻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考察机会。离开英伦三岛进入欧洲大陆后，丁文江借机遍游欧洲，特别考察了阿尔卑斯山，然后乘船取道越南回国。

5月10日，丁文江转乘火车抵云南劳开，接着或徒步，或乘船，或乘车，继续前行，在云、贵、湘等地旅行，穿越偏远的多山地带，考察地质、地貌，寻找矿产。7月底，经武汉、上海返回到家乡。

丁文江回到家乡的时间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两个月，他或多或少地已感觉到国内政治的急剧变化，但他更对他的家庭的巨大变化稍感震惊。在丁文江出国留学的前一年，他的生母不幸去世，在他出国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再婚，并为丁文江又生了三个小弟弟。

在故乡小住后，丁文江与他的新婚妻子一起前往上海南洋中学。这所学校是丁文江出国前最想去的学校，只是那时想去读书，现在则是去教书。在南洋中学，丁文江讲授地质学入门，不仅受到学生的欢迎，而且很快引起了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注意，急约入京。1913年初，丁文江受聘担任矿政司新成立的地质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