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了乱了（第2页）

赵凤昌的提示肯定深刻启发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网罗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困境等。赵凤昌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也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从立宪党人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起到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以为是赵凤昌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并不真实。

其实，如果回想赵凤昌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他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谈判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反而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否则，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政府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

谁的临时政府

更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恰恰具有这种素质和想法。当孙中山听到赵凤昌开府建基建议后，他在当天（12月26日）就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将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究竟应该选择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孙中山已有的政治构想中，他可能更倾向于权力制衡的内阁制，以免总统总是处于权力要冲，成为各方攻击的目标。如果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象征，只有到了关键时期，到了内阁倒台或重大政治危机发生时，总统才具有协调的功能。

然而，就在这一天，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分别向各省代表做了工作，提议由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所以等到晚上开会讨论政治架构时，对民主政治、议会政治有着很深研究的宋教仁依然力主内阁制，孙中山却坚决反对，以为内阁制不管有多少优长之处，但在目前并不合乎中国的需要。

孙中山强调，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这个体制断非目前非常时代所相宜。我们现在不管谁去当总统，都不能既让他去当总统，又想方设法从制度上去怀疑这唯一置信之人。孙中山表示，我不肯听从各位的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他这实际上是威胁，各位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阁制，那就请自便吧。

孙中山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黄兴，于是黄兴从挽留孙中山的立场上，反复劝说宋教仁谦让，劝说他取消提议。在黄兴等人的劝说施压下，宋教仁从大局着想，表示让步，于是新政府的架构就完全采纳了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总统制。而这恰恰又为后来的政治纷争预留了空间，埋下了伏笔，且使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在民国初年受到严重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谈的僵局确实很快被打破，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方针上并没有宣传孙中山一直坚持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提及孙中山一直自诩为创造的三民主义，没有说什么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等三个阶段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接受各方面建议，同意优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样攻击清代历史。这种种举措都为南京临时政府赢得了人心，尤其赢得了新军将领如段祺瑞的认同。段祺瑞或许没有把南京临时政府当作一支重要力量，但他不对南京动武，其实就是默认了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

根据赵凤昌等的安排，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是“临时的”，都表明他们只是期望用这个“临时的”机构和“临时的”人作为过渡，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黄兴等革命领袖同意的，甚至可以说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就是黄兴和黎元洪。

很难说孙中山是否清楚这些，但他肯定知道“临时的”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迅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表示只要袁世凯劝退清帝，那么他孙文立即辞职下野，并遵守承诺，推举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孙中山也曾想过将“临时”改为正式，还曾为国际承认做出过一些努力，只是列强坚守所谓中立，其实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过渡到袁世凯的新政府，所以孙中山的外交努力未收到成效。

至于财政，临时政府在赵凤昌等人建议下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立宪党人，按理说这些人只要出力，别说养个人数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与北方动刀动枪，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立宪党人坚守承诺，只把南京临时政府看作“临时的”，一旦发现孙中山有意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们或者果断退出新政府，或者从经济上扼住新政府的命脉。孙中山后来遵守承诺，向袁世凯转移权力，虽说维持住了信誉，但实际上是被逼无奈，不得不遵守而已。

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打破了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这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步进行的，并没有多少意外。只是一百多年后重新检讨这件事，我们很容易发现，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几乎毫无地位，至少在民国前半期的法统中不明所以，因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不要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在袁世凯那些人眼里毫无意义，即便南京临时政府留下的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临时约法》，也不被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当作一回事。

法统之争

在清政府这方面，当南京临时政府将优待条例转给北京时，隆裕皇太后对更多的条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坚持应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几处文字表述。至于文件中的“逊位”，隆裕皇太后认为应该改为“致政”或“辞政”。

在袁世凯与伍廷芳密商的同一天（2月8日），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六十四人联名致电伍廷芳，表示优待清室条件中的“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应请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逊位”这样带有刺激性的词语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否则很难说服军界同仁。

冯国璋、段祺瑞等军界将领的坚持得到了南京革命党人的极度重视，所有条款都按照袁世凯、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议予以恢复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逊位”改为“辞位”。这也算是北洋老将对清政府旧主子的最后一次效忠。

中华民国成立后，尊重历史却没有得到完整贯彻。孙中山遵守承诺，在清帝退位后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接替。但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在以后的民国法统中，忽略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中华民国的前史，正式的中华民国是从袁世凯宣布就职开始的。

民国前半期的政治这样处理有其自身原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过去十几年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预备立宪，由于斗争，由于戴着有色眼镜，也就不能给予公平合理的评价，一概视为清政府的欺骗。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说，这种批判当然有其道理，但却不能概括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形与意义。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发展从新政到立宪，其实走的就是一条精英政治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也要求提升民众的识字水平，要求对选区内的咨议局议员投票，但总体上说这种精英政治就是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构，是精英的而非民众的。这一点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设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毫无关系。

至于革命后，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军政时期，大约有军事管制的意思。之后方才进入训政，至于训政多久，则很难说。训政之后进入宪政，这是一个漫长过程。孙中山的设想与晚清以来的精英政治毫无相似之处。

而袁世凯却是晚清精英政治的设计师和推动者，当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理念中，哪里会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更不要说一步步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了。

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时代直接进入宪政时期，这或许可以说是袁世凯接续晚清民主政治变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种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只是从尊重历史的层面说，南京临时政府在法统中没有地位，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些理论上的创造也不被采纳，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孙中山后来一再强调“革命尚未成功”，或许其内心深处就是从这个层面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民国成立了，可是他们为中华民国准备的理论及政治架构，统统被弃之如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