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了乱了（第1页）

乱了！乱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昌、南京和部分省份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从全局来说，战争并非之后数月的主题。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集中在国家未来体制的选择上。

一部分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认为清政府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项政策确实有错，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们力主利用这次政治危机重回君宪道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而南北僵持不下时，先前四散的革命党人则重新聚拢，他们依然信奉孙中山十七年来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更不愿意在如此有利的环境下重回君宪。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经过数月争执，共和主义终于占据上风，君宪主义成为历史。可谁也没有想到，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却在实现不久便出了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远过晚清。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有一点始终未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权力转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国法统危机。

内阁皇族化了

孙中山是1911年12月25日从海外结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赶回上海的，此时距武昌起义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间的谈判，也从武昌转移至上海，从湖北军政府转移至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袁世凯内阁之间。双方争执的焦点不再是停战之类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国家未来体制的建构，即中国究竟应该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应该按照革命党人的信念，走向共和，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在这中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南方革命党人，而是南方的立宪党人。

立宪党人本是清政府君主立宪最重要的支持者，清政府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宪道路，正是这批立宪党人长期鼓吹的结果，比如张謇，很早就致力于日本宪法和东西洋宪政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他所组织翻译的一些宪政著作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最流行的读本。

在立宪党人推动下，特别是经过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清政府终于同意走君主立宪道路，于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宣布用九年时间实现日本式的宪政目标，两年后即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中国从此有了成文宪法，有了政治发展的依据和纲要。

正如后来许多批评者所说的那样，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大纲，因为其中规定皇权依然享有至上权力，不仅决定着国家大事，甚至还能任命百官，其职能与先前的君主专制好像没什么区别。这样的批评是对的，《钦定宪法大纲》确实维护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但是批评者们忘记了，此时的光绪帝年仅三十六岁，他所追慕的对象以及他心中所要仿照的榜样是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这些英主都拥有绝对权力，其威权至上都是不可置疑的。

然而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后不久光绪帝就突然去世。当时接替他的如果是一个成年君主，这个宪法大纲依然不构成问题，只是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在最后时刻选择了一个比较弱势的班子，三岁的小皇帝和二十八岁的摄政王无论如何，其威权与能耐都无法与即位三十多年的光绪帝相比。于是，《钦定宪法大纲》中的问题显得相当明显，先前竭力鼓吹君宪的立宪党人开始不满。

如果不是稍后发生其他干扰，立宪党人或许能在既有框架中继续前行，维持九年立宪，然而连续的外部危机给立宪党人找到了调整预备立宪日程的理由，他们一次又一次请愿，希望朝廷更改先前九年预备立宪既定日程，他们实际上期待以早日实现君主立宪，去弥补《钦定宪法大纲》皇权至上的不足，希望用议会和责任内阁去弥补弱势的摄政王和小皇帝的不足。

立宪党人组织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在几次坚持尤其是到了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也确实引起朝野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摄政王无奈之下，终于同意修正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计划，以五年为期，完成君主立宪的全部准备。摄政王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满洲贵族群体，他们在立宪党人的压力下调整立宪方案，应该说有不得已的成分在，而且由于是不得已，他们在做出让步的同时又收紧权力，不仅让满洲贵族子弟在预备立宪的最后几年抢占了一大批权位，而且在宣布国家将进入立宪状态的责任内阁名单中，毫不顾忌地将责任内阁演变成了一个权贵内阁、皇族内阁，十三名阁员中竟然有九人来自皇族或皇室。

皇族内阁的出台激起了立宪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警告摄政王，当此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皇权来说，重用汉大臣可能比提升这些“官二代”更有意义。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已经积重难返，满洲贵族家家都在攀比，在没有权威如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时候，哪一家也不愿放弃权力做出让步，更不会从大局出发辞官为民。从5月8日一直拖延至10月10日，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皇族内阁就是无法撤销，无法废除。这是武昌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玄机

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党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他们虽然期待朝廷借助这一机会修正错误，改组内阁，但并没有对君主立宪产生怀疑，直至各省独立越闹越凶，他们才开始意识到清政府大约要在这场革命中成为历史陈迹。

事实上，革命的发展的确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这让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

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张謇还曾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

和平光复势不可挡，但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可清政府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政府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立宪党人特别是东南大佬张謇、赵凤昌等人的转变意义重大，他们不仅支持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而且还联名致电摄政王，劝他认清大局，转向共和，为皇室换取最后尊严，为历史留下一段美好回忆。

经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立宪党人居间联络，南北和谈开始不久后，各方就对清政府善后安排达成一致，同意优待皇室，同意未来中国的政治架构为共和，同意由袁世凯出任未来新政府首脑。这项妥协至少在12月20日南北第二次和谈时已经达成，其主旨就是清政府在下一次谈判时必须承认共和。

让清政府承认共和，其实也就是逼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后几天的交涉中，清政府开始犹豫，因为这毕竟牵涉一个王朝的终结。

对清政府犹豫甚至不愿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宪党人大概都有详细估计。所以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清政府和平结束，另一方面也准备利用革命党人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以此逼退清政府，实现从君宪到共和的转折。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特别是上海光复后，确实一直忙着筹建新政府，只是他们在过去十七年中一直流亡海外，对国内政治发展缺少了解，又没有多少有用的人脉，所以革命党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也不能不求助于立宪党人。而革命党人中的黄兴、宋教仁等，在这之前都与赵凤昌有过一些联系。等到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码头”朝拜赵凤昌时，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其中所有玄机与奥妙，由此不到一个星期，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