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小说家和诗人（第3页）

一类女子是如雪梅、薇香等具有古德幽光、深明封建伦理大义的女子。她们深居闺阁，性情和善温柔，尊崇妇道，文化修养很高，而且她们还学习了西方的一些进步思想，但是占据主导的还是强大的传统习俗。她们虽然内心极其渴望自由的爱情，但是从不敢主动去追求。

另一类女子则是如静子、凤娴这样留学欧美、敢爱敢恨的开化女子。她们热情似火，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让主人公不由自主地掉进了她们的爱情陷阱，而她们身上又带着专一、痴情等传统女性的印记。苏曼殊对这两种女性都是青睐的，而他所揭露的社会现实却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苏曼殊展示了知识分子们为了爱情的灵肉搏斗和痛苦，也带着对诸如殉情、守节这样的人伦道德的眷恋，这些道德所带来的震撼和当时一些西化妇女的丑态让苏曼殊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反抗封建道德时出现了困惑。

这种困惑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在中国，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世纪末情绪和主人公自杀的作品屡见不鲜。它明确地传达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拥有新思想，却无力改变封建道德的蹒跚挣扎和痛苦蜕变的历程，这是每一个时代过渡、历史交替、文化变迁时刻都必须要付出的重大代价。苏曼殊小说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苏曼殊然后是天才诗人

苏曼殊的文学创作除了小说，还体现在七言绝句方面。他自称有绝句三百首，但经过柳亚子等数代研究者的搜集整理，至今尚存的不过百首。而自苏曼殊从南洋回国到1916年从日本再次回到祖国，这四年左右的时间他即创作了五十余首。可见，这段时间是苏曼殊诗歌创作最高峰的时期，也是其天才诗风汪洋恣肆尽情发挥的时期。

这一时期苏曼殊的诗主要有两个明显的主题。一类是写故国陷落之悲。民国初建，百废待兴，而这个时候袁世凯专权，民不聊生，苏曼殊渴望革命党能东山再起，但国内形势动**，逆党势力猖獗，革命形势一片黯淡。苏曼殊这时曾作《吴门依易生韵》（十一首）、《何处》、《南楼寺怀法忍、叶叶》、《为玉鸾女弟绘扇》等诗，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

如《吴门依易生韵》（其四）：

姑苏台畔夕阳斜，宝马金鞍翡翠车。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

诗第一句所说的姑苏台相传是吴王夫差所建，故址在今苏州西南的姑苏山上。据《述异记》载：夫差筑此台，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三年始成，横亘五里，上别立春宵宫，夜以继日地与西施寻欢作乐。越国攻吴，吴太子战败，遂焚此宫。此处借指山河破碎，家国不在，宝马金鞍又能如何。相传吴国战败后，西施沉水而死，也有人传说是和范蠡游于五湖。而大好河山终于变成不可逾越的天涯，家国沦亡，无法恢复。

苏曼殊的这类怀古诗借凭吊古人往事来直抒胸臆，有晚唐之风，但相较他的风花雪月之作，个人特色还稍显不足。

苏曼殊的另一类诗歌则是和他的多愁善感结合紧密，多是描写儿女情长的欢场之作。如《无题》（八首）、《东居杂诗》（十九首）都是这一类的代表作。

如《无题》（其一）：

空言少据定难猜，欲把明珠寄上才。闻道别来餐事减，晚妆犹待小鬓催。

说空话没根据必定难以猜度，那我便将定情信物寄给你。听说要道别了无心饮食，卸晚妆还要等到丫鬟来催。苏曼殊并无一处写女子之貌，然一个多情痴心的女子已跃然纸上。以天才的情思写诗，似乎并不需要技巧。

前人对这组诗的评价也比较高。熊润桐在《苏曼殊及其》中说：它和其他一些绝句“真可谓哀感顽艳之极了，然却和一般轻薄的文士所作的艳诗有别。寻常文士作抒情诗的流弊，并非他们的词句不绮丽，却是他们的情意不真挚。至于这几首诗便不同了，不即不离，全以真诚的态度，写燕婉的情怀，不染轻薄的习气，不落香奁的窠臼，最是抒情诗中上乘的作品。虽然词句仿佛迷离，难以定其所指，而隐约之间，却令人生无限伤心，无穷艳思，非绝代愁人，身世有难言之恫者，怎能到这个妙境呢?我们想了解这首诗，只要直觉的置身其中，和他的诗融合为一，自然能够领略到他的妙处，不必刻舟求剑，斤斤于寻他的本事了。”此番言论，极为中肯。

无论是写情、写景、写生活情趣，还是写心理之细腻，苏曼殊的绝句都是常人所远不及的。这其中的妙处，就是熊润桐所推崇的“真挚的态度”。我们现在的很多诗人，诗是诗，人是人，而苏曼殊是诗人。柳亚子说其诗好在“自然的流露”，“思想的轻灵，文辞的自然，音节的和谐”，傅雄湘说，“其哀在心，其艳在骨，而笔下尤有奇趣，定庵一流人也”。定庵即龚自珍的号，不过苏曼殊倒是少了龚自珍的那种气势，所以胡寄尘说他“高逸有余，雄厚不足”，郁达夫说他“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谐，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各位前辈名家的评点鲜明地指出了苏曼殊晚唐诗风的特色，近于杜牧、李商隐一类。如《过蒲田》一诗：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以柳荫、银沙、冰旗、红叶等景物，运用阳光的明暗和色彩冷暖对比，加之马蹄声响、潮水涨落，有声色之美，有诗画之境，寥寥几笔，疏落有致，有民歌爽朗的情调，有抒情诗委婉的节奏，语言干净，格调清新隽永，实为佳作。

苏曼殊确实也对宋诗中那种“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法大不以为然。而宋诗派中的陈三立、郑孝胥、辜鸿铭等，多次被苏曼殊点名批评，说他们“志不在文学，而为宗室诗匠牢其根性也”。这其中除了艺术趣味外，和政治见解的不同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南社中人大多是宗唐的，反对宋诗的守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逆流。

苏曼殊的诗风不仅仅是晚唐的清新，他还从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作品中汲取了不羁的反抗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的人格。这是当时的知识青年最为推崇的战斗诗风，因此苏曼殊得到了一大批知识青年的推崇。拜伦对封建专制的憎恨，追求个性解放和人的尊严，以及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叛逆性格都对苏曼殊气质的培养产生了强烈影响。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拜伦热和苏曼殊对拜伦的推崇及译介有极大关系。正是由于他的介绍，广大的知识青年才知道异域存在这样一位追求个性自由的天才诗人。

而除了晚唐的清新俊逸，情深韵长，苏曼殊还常常陷入人情人欲和佛门戒律的冲突之中，这让他的诗充满了虚无主义又真切酸苦，在中国僧人写诗的历史里，可谓前无仅有。因为在我们传统的印象里，和尚写诗多是以空灵的境界见长，而写男女情欲则是从根本上违反佛门戒律的，像寒山、拾得、皎然等这些名僧都是这样。

而苏曼殊却惊世骇俗地反其道而行之，大写特写作为和尚羁绊于儿女情思的苦闷和徘徊。这在新旧交替的那个时代，竟然没遭到指责，甚至还尊苏曼殊为佛门大师，除了苏自己洁身自好外，他诗中所表现出的情思更是引发了佛门内外的共鸣。

苏曼殊的现代性体验

我们无法将苏曼殊归为哪一类。他思想极为庞杂，集佛教、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浪漫主义、个性自由和封建荼毒于一身，可谓既浪漫又狂放，既激进又颓废，既阳刚又阴柔，既超然又苦闷，这样的一个人，呕心沥血之作，会是能分类的吗？

正是他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孤独无助、感怀忧伤，不期然地切合了“五四”落潮后青年中普遍存在的孤独彷徨、无所依归的心灵状态。由于苏曼殊敏感的天性，他较早地触及了这样一种现代感伤，并通过他的诗和小说，传达给后来的青年们。

我们说，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苏曼殊的诗歌和小说通过叙述、修辞、诗风、艺术趣味，培养了一种精神气质，后来者，不管是批评他的，还是赞扬他的，诸如郁达夫、郭沫若、王以仁等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苏曼殊这种精神气质的影响。所以，说到苏曼殊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郁达夫说：“我所说的他在文学史上可以不朽的成绩，是指他的浪漫气质，继承拜伦那一个时代的浪漫气质而言，并非是指他的哪一首诗，或哪一篇小说。”1这种精神气质融汇古今，既有如唐传奇、魏1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全集（卷五），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15页。注

释

晋风度所浸润的古典气息，又有拜伦**高昂的浪漫主义，又有佛教的凄苦隐忍而又内敛敏感的性格，这就是苏曼殊所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人格魅力，深深地触动了“五四”后青年人的内心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曼殊完全是一位很现代、很时尚的文艺青年，只不过很多时候Hold（控制）不住自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