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小说家和诗人(第2页)
同为颓废派作家的郁达夫对苏曼殊小说的评价则让人有想抽他的冲动。他认为《碎簪记》“抄袭《茶花女》抄得太不高明”1,1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书)》,新青年(第4卷1号),1918年。注
释
而《断鸿零雁记》则其中“有许多地方,太不自然,太不写实,做作得太过”。设想当时郁达夫写作此语的环境,我或许会原谅他。
要说自然、写实,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自然是从身体到肉欲都是实打实的“自然主义”描写,而与其他方面我并不认为它们比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高多少。所谓《碎簪记》抄袭《茶花女》,则又是两部作品都没看懂的悲剧。
当然,这并不是说苏曼殊的小说没有问题,而是应该说,苏曼殊小说的问题,其实就是小说思想闪光的地方。我们心平气和地读过苏曼殊的小说后,这个印象就显得尤为清晰。苏曼殊到底是怪诞、放纵、任性、贪色的才子或花和尚,还是颓废低沉的情色小说的始作俑者,我们用他的作品来说话。
《断鸿零雁记》:个人内心世界的现代性转化《断鸿零雁记》比苏曼殊的其他小说早出世三四年,也是他小说中最具现代特征的一篇。小说中的自我表现、个体主义的解放等特点,都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该小说1912年发表于《太平洋报》,在1919年由上海广益书局刊印单行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完整本,不得已,当时的编辑胡寄尘只好在结尾处加了若干文字。今天我们所见的二十七章,只是苏曼殊写作计划的一部分。
1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全集》(卷五),中国书店,1985版,第118页。
注释
《断鸿零雁记》是一部自传性极强的作品,以至于一些研究者以此来研究苏曼殊的生平,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苏曼殊在其中的艺术加工的成分毕竟占到了多数。该书以第一人称写个人的飘零身世和爱情悲剧。主人公三郎前往日本樱山村寻母时和表妹静子产生了爱情,这让他悲苦不已,因为他心中还有未诉的恋情。幼年时,三郎返回故土,义父病殁,家道中落,孤苦伶仃,备受欺凌。未婚妻雪梅的父母嫌三郎贫穷而悔婚,三郎遁入空门。可是雪梅却苦恋着三郎,毅然决定赠银助其东渡日本寻母,父母逼迫雪梅改嫁,雪梅不从,最后绝食殉情。三郎逃离了静子的爱情回到中原,却打听到雪梅已死,他到雪梅故宅寻其墓地,荒草哀泣,丛塚乱立,却找不见爱人之所。
这部小说最重要的特点或许就在于笼罩其中的阴沉、哀怨的气氛,有一股浓浓的苦涩。这种氛围的营造是以清新亮丽的语言、哀婉悱恻的韵味、诗画场景的设置及人物命运的悲苦来完成的。苏曼殊工诗善画,他自然会将其中的美学原则和艺术技巧用到小说中来,而用这种清新来写苦情,则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味道。我们通常说,直到“五四”时,我们才完成了中国小说从讲故事到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现代性转化,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个变化,其实应该是从苏曼殊的这篇小说开始的。
苏曼殊所特有的浪漫气质对“五四”一代的写作影响深远。创造社1的成员曾说,苏曼殊是跳了一个很大的间隔,接上了浪漫主义。苏曼殊的这个跳跃,可能是源于其留学背景和对拜伦、雪莱的1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注释
热衷。文学史家李欧梵曾称赞苏曼殊将中国的文学传统和西方的浪漫主义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但是,我想要说明的是,苏曼殊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他并非飘然世外,他内心的黑暗和颓废与他的浪漫气质并驾齐驱,正是这种“病态”的思想构建,才产生了《断鸿零雁记》,而他的这种表现又极为真诚,这与之前的传统小说大为迥异。1924年,梁社乾将小说译成英文出版,随后厦门大学将其改编为话剧上演,获得极大成功,无数少女为之落泪。
《绛纱记》、《焚剑记》:这个黑暗的社会现实被胡适斥为“全是兽性的肉欲”的《绛纱记》讲述的却是爱情历程的艰辛和不确定性。小说中的三对青年——昙鸾和五姑、梦珠和秋云、霏玉和卢氏女,最终都遭受了不同的爱情悲剧。而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就是章士钊在序言中所说的“方今世道虽有进,而其虚伪罪恶,尚不容真人生者存”,有情者是不堪这种世道的,只能死去。
苏曼殊将自己的身世和气质更多地投在了梦珠身上,梦珠对秋云似乎并无好感,宁愿皈依佛门也不和秋云结婚。结局却是出人意料,秋云苦苦找到心上人后,发现梦珠已经坐化,而他的衣襟间忽然露出半角绛纱,正是秋云所赠的定情信物。在故事的设置上,与传统的小说结构不同,苏曼殊将三条线索三段爱情同时贯穿其中,并借鉴了当时流行的翻译小说的写法和情节,采用多头绪,用浅近的白话文甚至西文,状物写情细腻传神。而在叙述模式上,倒叙、插叙、补叙结合,讲起故事来跌宕起伏,一改“上回说到……”这种老掉牙的平铺直叙,以新型的写作手法来表现作者对黑暗现实的针砭。
这个社会中,维新党、东学党、保皇党、短发党,各个党派相互争夺,大江南北,战乱不断,小说场景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广州、苏州等地不断变换,人物则涉及华侨、资本家、官吏、劣绅、革命党、百姓,活脱脱一副民初社会世相图景。而其中五姑的舅父麦氏,是一个居心叵测、手段毒辣的黑心商人,也是一个封建道德的卫道士,生生拆散昙鸾和五姑的爱情。
从这些人物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曼殊所要揭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人生的艰险,而要解除痛苦,避免艰险,唯有超脱世俗,归入佛门。当然,苏曼殊对人物结局的这种设置体现了他的局限性。毕竟,苏曼殊没有意识到,佛,也不是万能的。
另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焚剑记》则是一部略显鬼魅阴森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民初志士独孤粲和阿兰的爱情悲剧。苏曼殊将悲剧的原因直指因袁世凯称帝而混乱的社会现实,算是他最贴近现实的作品。
宣统末年,广东书生孤独桀为了躲避权贵的迫害,逃到“南境”,遇到阿兰、阿蕙及其爷爷祖孙三人。两姐妹兰心蕙质,同孤独桀相处融洽,并且阿兰与他相爱了。爷爷去世后,三人为躲避战乱,来到阿兰的姨母家,姨母认为孤独桀贫穷,劝阿兰改嫁。孤独桀得知后不辞而别,阿兰也离家出走,在颠沛流离间病死。阿蕙听从姨母的安排,嫁给了一个“木主”(丈夫在结婚前死去,只留下牌位),甘愿寂寞一生。孤独桀仗剑天涯,四海为家,到处仗义行侠,历尽种种磨难,亲眼目睹了人生的无常,最终他似乎有所领悟,将剑焚毁,去向不明。
在这篇小说中,人世的恐怖似乎比爱情的悲剧更让我们恐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曼殊在谋篇上的失误,即故事情节有脱节。但是,小说中描写的兵荒马乱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却让人历历在目:村子因战火而成了鬼村,“此时万籁俱寂,微月照地,阿蕙忽牵生手,一手指丛尸中,悄语生曰:‘此尸蓬首挺身欲起,或未死也。’”而这样的场景比起后面的食人来说还不算什么,他们向路人求食时,路人竟然拿出一条人腿来,而一个老人则在袋中装着五香人心,旅店主人也是磨刀霍霍,想要将他们宰杀。这样一幅血淋淋而又惨不忍睹的画面,令我们不寒而栗。苏曼殊曾在《燕子龛随笔》中说:“兵所以卫民,于此土反为民害,真不祥之物也。”在这样的现实下,爱情的悲剧反而显得不是那么悲苦,反倒是人民大众的苦难更加“喧宾夺主”。
《碎簪记》、《非梦记》:封建礼教的压榨《碎簪记》则是将矛头对准了封建礼教,在发表于《新青年》的序文中,陈独秀指其是“最痛切”地反映了人类黑暗野蛮时代对个人意志自由的压迫。
《碎簪记》描写庄湜与两名丽鬟绝人的女子的爱情故事。灵芳是庄湜的友人灵运的妹妹,灵运欣赏庄湜的才华,决定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庄湜和灵芳只见过一面,灵芳赠给庄湜玉簪作为信物,双方“寸心已定,虽万劫不能移”。庄湜的叔叔却想让他娶莲佩为妻,莲佩十分喜欢庄湜,当她知道庄湜与灵芳的感情后,承受不了失去爱人的巨大痛苦,自杀身亡。灵芳也知道了莲佩对庄湜的深情,悄然离去,最后也走上自杀的道路。叔叔为了让庄湜彻底断绝和灵芳的关系,打碎了玉簪,庄湜病倒身亡——三个有情人为“情”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碎簪记》的特色在于,它的故事线索很简单,三角恋,却把对人情的叙述和哲理的阐发结合得十分紧密。这表明苏曼殊已经意识到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性,这是其笔法的高明之处。比如主人公的叔叔,他也不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一方面,他满口仁义道德,其实独断专横;另一方面,他又和蔼可亲,将庄湜含辛茹苦地养大。这样的矛盾和处理,将悲剧直指伦理的腐朽和残酷,表现出苏曼殊的进步性和现代性。这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爱情与封建冲突中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看到,之后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中主人公都是在这种沉重的心理和社会包袱中艰难地走出那个“家”的。
比较之前的《碎簪记》,《非梦记》则在格调和趣味上有了一定的下滑。这或许和苏曼殊晚期的心态和病痛有关。
《非梦记》写燕生海琴与薇香、凤娴的爱情纠葛。薇香是海琴的老师玄度的女儿,玄度为海琴与薇香定下婚约。海琴的父母死后,婶母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想将自己的外甥女凤娴许配给他。为此,婶母百般破坏他和薇香的感情,还将薇香投入了大牢。薇香为了海琴,宁愿自己受苦,最后抑郁而死。凤娴最后也通情达理,她得知海琴与薇香真心相爱,决心用爱来抚慰海琴受伤的心灵。但是,海琴却看破红尘,弃绝情欲,遁入空门。文中不时出现的邪**肉欲的描写,和传统艳情小说极为相似,这也是后人对这部小说诟病较多的原因。
在这里,爱情先是沉重的,后来又变得轻飘虚无,成为人间幻景的一部分,被悬置起来。苏曼殊对这种凄惨情节和悲剧结局的处理,恰恰是对黑暗势力最有力的批判。死亡,是一种血的控诉,是鲁迅所说的“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正是《非梦记》社会意义的关键所在。
苏曼殊的小说: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其实,通过苏曼殊的这些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些故事的基本情节都是三角恋爱,两个绝色有修养的女子主动追求一个具有近代西方文化修养又深谙传统文化的柔弱多情的男子。这个男子在两种女人面前无所适从,最终酿成悲剧。
苏曼殊的写作主动规避了前期如在《惨世界》中的政治小说的色彩,而是以一种理性的痛苦来观照处于新旧之初的知识分子的灵魂。
这些略显病态而又拥有新思想的主人公,不得不说就是民初的知识分子群像灵魂的写照。正是在这一点上,苏曼殊的写作成为不同于当时所有鸳鸯蝴蝶派的作家的写作,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这两类女子和两类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都为主人公所心仪,从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出知识分子当时对于两种文化的复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