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与战斗文章（第3页）
《南洋话》是针对爪哇泗水华侨群众欢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集会惨遭镇压而作的。1912年2月，荷兰当局的镇压活动造成数十位华侨死伤，被捕者数千人。苏曼殊之前曾游历爪哇岛，对荷兰殖民者镇压、奴役华侨的行为十分了解。在文章中，苏曼殊追忆了唐宋以来先人们以一往无前的气概，航海而南，餐风露雨，开辟蛮荒的精神。他说，在明代万历年间，华人便在南洋通商，现在爪哇有三十余万华侨，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使爪哇成了大国。但是，荷兰殖民者以怨报德，以**威戮我华胄，辱我国旗。他提出，一定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派出军舰在南洋游弋，保护商民，并分派教师，对华侨开展教育等。然而，由于国内政局动**，国民政府并没有精力去关注爪哇岛的血腥活动，而苏曼殊的建议，不知道要到何时才能实现！
《冯春航谈》是苏曼殊观看清末民初的戏剧演员、南社诗人冯春航出演的《血泪碑》写的一篇剧评，同类的剧评还有之后的《燕影剧谈》，在此一起讨论。苏曼殊首先评价“春航所唱西曲，节奏过促，只宜于Meetmebymoonlight（歌名）之调”，然后对他大加称赞，认为“剧界前途大有望于斯人云”。最后苏曼殊笔锋一转，说到自己身上：“人谓衲天生情种，实则别有伤心之处耳。”都说自己是天生情种，却不知道这只是伤心人别有伤心之处罢了。
《燕影剧谈》的不一样之处在于苏曼殊对当时正在上海流行的新式戏剧大批一通。具体来说，他指出了新戏的几点不足：节奏支离，茫无神彩；内容上幼稚，无甚可观，断章取义，于世道人心没有益处；语言上粗劣语句太多，他认为是“盖多浮燥少年羼入耳”。在他看来，这时的所谓新戏，不过是用从日本学来的新布景服装，和浅学来的新名词来改良戏剧而已，和戏剧本身的“导世诱民之本旨”没有什么相干。然而，苏曼殊也不是说大家不要看文明新戏，“莫以新剧尽不合时宜而忽之可耳”。他提出，我们要演出莎士比亚这些戏剧大师的戏剧，并提出建立莎氏学会，专攻其业。
苏曼殊看重戏剧的“导世诱民”的艺术教化作用，看到了艺术潜移默化的功能，这实在抓住了戏剧的本旨。
这种独到的见解在当时得罪了一大批新戏学生、演员和研究者，而现在看来，苏曼殊对文明新戏的评价是中肯的。1914年文明新戏的衰落就是很好的印证。
《华洋义赈会观》是一篇观后感类型的文字。所谓华洋义赈会是中外合办的一个慈善事业机构。苏曼殊从“善”的角度肯定了这种慈善行为。不过，他对会上的女同胞“多有奇特装束，殊自得意”并以为这样就是“文明”了大加斥责。他规劝女同胞不要仿效这种“高乳细腰”的样子，要注重自身的道德完善，甚至以传统的“嫁德不嫁容”来约束妇女。对于当时在妇女间流行的西化装束，苏曼殊总体上是持反对态度的，这种观念当然是一种陈腐的文化心理观念。然而，苏曼殊遍览南洋、南亚及东亚，他对殖民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侵蚀有切身感受，从这一点来看，苏曼殊的批评和忧患意识也是不无道理的。
在安庆的最后时光
1912年夏秋间，苏曼殊在张继1陪同下凭吊了秋瑾之墓。嗣后母亲河合仙写信来，苏曼殊东渡日本省母，不料“洞泻”顽疾又作怪，只得在母亲处小住一月后回到上海。返沪后又在马小进2陪同下到郊区见老友刘三，拜祭邹容烈士，绘《黄叶楼图》相赠。6月19日苏曼殊再次东渡，一直到10月才回到上海。应陈独秀的邀请，苏曼殊赴安徽高等学堂任教，来去匆匆，行踪不定，真可谓是“行云流水一孤僧”。然而，苏曼殊在中日之间的这种频繁往来，正是出于他对一个地方很快会感到厌倦，所以只得不断寻找新的地方来填充。
1912年12月13日，苏曼殊动身前往安庆。此时的陈独秀正在柏文蔚的安徽都督府担任顾问，兼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苏曼殊在和章太炎疏远之后，便将陈独秀看作最贴心的挚友。他去安徽任教，既是为解决生计问题，更是受到了好友陈独秀的感召。
1张继，国民党元老，原名溥，字溥泉。189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积极参加反清活动。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该会司法部判事，直隶主盟人，兼《民报》编辑和发行人。1908年赴法。1911年回国后，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长、国会第一届参议院议长。
2马小进，名骏声，号退之，广东台山人。1909年赴美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同年加入孙中山组织领导的革命同盟会。1910年回国，在沪结识了柳亚子，并加入“南社”。注
释
苏曼殊仍然是教授英语，不过由于他生病，大多数课程都是托付给沈一梅承担。而苏曼殊的到来，倒是引来了一大帮仰慕其才华的文人墨客，每天往来拜访求画的人络绎不绝。
在安庆的日子，苏曼殊结识了郑桐荪、易白沙等人，小住几十日便觉百无聊赖，和友人频繁往返于安庆、上海、杭州之间。苏曼殊教书时，经常去吃安庆的早点，印象最深的是烧卖。他写信给柳亚子说：“抵皖百无聊赖，无书可读，无花可看。”有点寂寞，心情不好。为了打发时间，“日与桐兄（即郑桐荪，柳亚子的妻兄）剧谈斗室之中”或者“至小蓬莱吃烧卖二三只。然总不如（上海）小花园之八宝饭也……”
这期间，友人们都感到苏曼殊的身体境况已大不如从前了。
1913年早春，众友人乘沪杭线由上海抵嘉兴。苏曼殊见船夫拉纤颇费力，心里十分不忍，便下船伸手助力，不料掉入水中，西装和皮大衣全湿透了。和柳亚子等盘桓欢聚数日后，苏曼殊返回途中经过苏州，他又从驴背上摔了下来。数年来毫无节制的饮食和疾病折磨，使苏曼殊的身体每况愈下。
这期间，苏曼殊在文学方面的成绩有：和郑桐荪、沈燕谋合编《汉英辞典》、《英汉辞典》，出版随笔集《燕子龛随笔》，发表杂文《燕影剧谈》，发表《讨袁宣言》。
编辞典多出于谋生考虑，《燕子龛随笔》则是一组兼及百家知识，涉猎颇广的杂记体随笔集。其中有苏曼殊的文学观、文人轶事、佛学阐释、异邦风俗人情、古今诗作、幼年生活、文史典故等，苏曼殊曾出版了四五次，每次删订不一。可以说，这些札记短章，展现出苏曼殊惊人的文学才能和对国家的忧患意识，文风悲壮而又稍带诙谐，语言隽永，闪现思想的火花，文献、文学价值都十分重要。
《讨袁宣言》则是苏曼殊晚期创作中一篇掷地有声、气壮山河的作品。这篇檄文的导火索便是宋教仁被刺。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干出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丑行，他与五国银行签订了两千五百英镑的合同，史称“善后大借款”，出让了很多国家利益。同时，为了控制议会，1913年3月，他指使凶手在上海车站刺杀宋教仁。而事发之日，即3月20日晚，苏曼殊与柳亚子、朱少屏、叶楚伧、陈其美等人正在花雪南家吃花酒。尚未撤席，陈其美便起身告辞，说要去火车站为进京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送行。宋教仁因为主张责任内阁制，呼吁制定民主宪法而被袁世凯忌恨。当日深夜，宋教仁即被袁世凯派出的特务杀害。
对宋教仁的殉难，作为朋友和同志，苏曼殊异常悲痛。随后，国民党控制的省份纷纷开始准备讨袁战争。7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随后江苏、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苏曼殊几乎与孙中山同时在上海发表了《讨袁宣言》。“二次革命”的序幕拉开了。
在宣言中，苏曼殊以拜伦投身戎行帮助希腊独立战争开头，以一个艺术家的良心，大骂袁世凯是独夫民贼，号召大家群起讨袁：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怨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讨不申，天殛不逭。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苏曼殊虽是方外之人，但是眼看民国将不复存在，此时也不能再忍，愤而以天下为己任，号召大家共赴国难。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发动群众，而是在依靠军阀和士绅，这注定了“二次革命”的失败。上海讨袁军军事行动失败后，安庆的政治形势动**，安庆的朋友聚散无常，陈独秀避逃至上海，友人发现苏曼殊也在袁世凯通缉之列，苏曼殊只得避身杭州。
苏曼殊对这次离开安庆的印象很深。1914年，他在日本东京住院期间，曾写小说《天涯红泪记》，书的开头部分就是写离开安庆的情景：
滩之岁，天下大乱，燕影生（即苏曼殊）于八月二十一日归省（家）。……街上不通行，惟见乱兵攒刃碟……童谣云：“职方贼如狗，将军满街走。”心知不祥，生既登舟，舟中人咸掬万愁于面，盖自他方避难而来，默不一语，僦相窥望。……忽而城内炮声不断，舟中人始大哗，或有掩面无言者。……舟行可数里，生回注城楼之上，黑烟突突四起。是日天气阴晦，沿途风柳飘萧。
元曲《潼关怀古》中曾心酸地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悲愤沉郁的散曲，无情地揭示了千百年来天下苍生的悲惨命运。
苏曼殊身披破袈裟，站立孤舟之上，望着城楼突突四起的黑烟，听着城内不断的炮声，想着四处避难的难民，他默不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