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小说家和诗人（第1页）
天才的小说家和诗人
“生命必须有裂缝，阳光才能照得进来。”这句话真是美极了。旅行就是我们生命的裂缝。“细雨骑驴”是天下诗人的一种特殊标志，所以，驴友也是诗人。苏曼殊一次次踏上旅途，走向不可知的远方，不断把过去抛在身后，毅然决然，一意孤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并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去天地的尽头看一看自己。或许只有在那里，人世才在他身后。
驴友苏曼殊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纷纷逃亡日本避难，这其中不乏苏曼殊的故交好友，如居正、邵元冲、邓家彦等。由于中国食物多油腻，不利肠胃，医生嘱咐他早日到日本去静养。至此之后，苏曼殊一直在日本各处游历，直到1916年初才返回祖国。
1914年新年，苏曼殊来到日本，不料随即旧病复发。在京都东北琵琶湖畔游览时，可能是兴致太高放松了警惕，他身体受寒，进医院检查时医生认为病情很重，可他自己倒觉得无事。到了东京，他准备去以温泉著称的热海治疗。
到了东京新宿区，苏曼殊又患上了痢疾，服了些许西药之后，胆子竟更壮起来，叫嚣道：“吾犹负意气如昔，病魔其如予何？”
新年里，人们餐桌上的食物都很丰盛，这可馋坏了苏曼殊。而因为病痛，朋友们都禁止他多吃，他只能每天面对面包和牛奶，鸡蛋则不许吃，医生也不让抽雪茄烟。苏曼殊不听劝说，背着医生在朋友家大吃年糕，结果弄得“病复大作”，须每日服药三次。他自己在信中说：“今日复静卧，医者甚严厉，不许吸雪茄、吃糖果，饮牛乳、可可，糖亦不准多放，余甚思一飞来沪大吃耳。”
养病无聊，苏曼殊每日想着各处的朋友和上海滩头那群娇好的女子。当然，这两拨人中哪拨是重点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每天给各处的朋友写信，内容无非这么几句：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那个蕙、华、桐、谢过得怎么样啊？来日本玩吧。他曾在给陈陶怡的信里不无诙谐地写道：
三月开大正博览会，有食人蛮族，长尾生番。望道兄偕蕙姬来游，老僧自当扫榻以待。老僧看破红尘，决无揩油之理。
蕙姬即陈陶怡的妓女情人。苏曼殊和朋友的各位老婆关系都不错，大家因为他的真性情和和尚身份也都不介意他的打趣。苏曼殊在病室里静养，他的日本女友们也是莺莺燕燕的不少，只可惜苏曼殊老眼昏花，竟然连进来的是谁都没搞清楚（前日有丽人就病室问余病状，入时余以为老某来也。）。可见，女友太多也有不好的时候。
肠疾稍愈，苏曼殊的脚就不听使唤了，顾不得朋友的劝阻，径自在日本各处游历。在陈封可的陪伴下，他往西北方向游历了中部山岳飞高山。我们不得不感叹苏曼殊真是天生“驴客”，颇会享受。行走于高山古朴的街道之上时，苏曼殊不禁想起中国的乌镇，同样是那么古朴与宁静。这里的乡土风味充分结合了京都和江户的风味，苏曼殊毫不顾忌久病初愈的身体，放开大嚼，牛肉、野菜、淡水鱼、朴叶黄酱、荞麦面、拉面、“御手洗团子”和酒，悉数收入胃中。然后登江中孤岛，因雪未登上大莲花峰，让苏曼殊很不高兴。继而苏曼殊又从横滨前往羽田，妙见岛，达千叶海边，栖息于房总半岛的梅屋旅馆。
但游玩之余苏曼殊还是感叹，没有解语之花在一侧，他感到“远不如海上（上海）斗鸡走马之为快”！只得如李贺那样，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也算是一位“文艺驴友”。
回到东京，苏曼殊专攻佛教大乘“三论宗”，该宗据印度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三部论典创宗而得名，又因其阐扬“一切皆空”、“诸法性空”而名空宗或法性宗。此宗广破一切有所得、实有实无的偏见，说大乘经同明一道，同以无所得正观为宗，对如来所说经教，不作高下优劣之分，但因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所以佛说的法门就有种种不同，随机施教，因病授药。苏曼殊在佛教的宗派方面区别甚少，常常是诸派都学，强调为我所用。
八月，苏曼殊为老友章士钊的小说《双坪记》作序。章此记是为亡友何梅士所作。1903年，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等皆在上海的《国民日日报》共事，三人曾租赁房屋同住，相交甚欢，虽然最终有苏曼殊偷钱这样的闹剧，不过友人们都没有责怪他，反倒是拿这件事时时打趣他。如今，老友已亡故，“燕子龛中，泪眼更谁愁似我”？苏自感人生无常，更加毫无节制地饮食。他跑到名为“源顺”的小饭馆，点下“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至夜果然腹泻。
与孙中山谈笑风生
初秋，苏曼殊移住至居正寓所。当时居正因为讨袁失败来到日本避难，孙中山也在失败中振作精神，从整束党纲党纪入手，筹建中华革命党，居正任党务部长兼《民国》杂志社总理。苏曼殊常和孙中山交往，促膝谈心，谈笑风生，并在此加入中华革命党，充任临时秘书，为孙中山草拟文件。回国后，苏曼殊曾多次在酒席中谈及孙中山，其中总会有如此话语：孙中山晓不晓得，我和他谈笑风生！一时成为笑谈。
苏曼殊除了帮助孙中山起草文件，还参与了中华革命党所办的《民国》杂志编务工作。该刊的宗旨是要研究民国政治革新的问题，鼓吹“三次革命”，增强党员反袁的信心。这一时期，苏曼殊和中华革命党的同志结为挚友，肝胆相照，而如陈其美、居正、田桐、邵元冲等，后来都成了民国政府要人。
关于孙中山和苏曼殊的关系，我们之前稍有涉及。例如孙中山安排给苏发津贴，苏当年在何香凝寓所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会议，并加入了抗日义勇队等。据柳亚子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曾力邀苏曼殊进入总统府，苏曼殊婉言谢绝。1914年至1915年在日本期间，苏曼殊和孙中山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孙中山对苏曼殊十分关照。据说，一次苏曼殊住在一家旅店，因没有钱付房租，房东便不再供应饭食，并要轰苏曼殊走。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孙中山，说苏曼殊蒙头睡在**，店主人则在外面频频踱步，准备伺机而动。孙即刻派人给苏曼殊送去五百元。苏曼殊用百元交了店费，剩余款项全部用来请客。当晚，苏曼殊请了几十位客人，还有警察到场殷勤服务，维持秩序。欢宴完毕，苏曼殊又请大家到日本最豪华的帝国大剧场看戏，看完后再雇汽车送客人回家。就这样，五百元一夜之间就用个精光，只是不知道孙中山是否知道此事或者也在被请之列。
苏曼殊逝世后，有人问孙中山对苏曼殊的评价。孙中山说，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太虚是苏曼殊的学生，后来加入了革命党。孙中山认为，无论是内典工夫，还是出世入世之法，苏曼殊都堪称表率，他的总评价为“革命的和尚”。可见，对苏曼殊一直以来在革命方面的支持，孙中山是记在心里的。的确，这个时期正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低谷时期，无论是黄兴的远走美国，还是陈其美改造中华革命党的失败，这时的革命主流显然并不是孙中山。
苏曼殊首先是小说家
这一时期，也是苏曼殊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发表小说《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编译中英诗歌合集《汉英三昧集》，并在游历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作。为了便于说明，也为了我们对苏曼殊晚期的文学活动进行总结，我们将其分为小说和诗歌两个方面来分别叙述。
小说，是苏曼殊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代表。他主要的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1912）、《天涯红泪记》（1914）、《绛纱记》（1915）、《焚剑记》（1915）、《碎簪记》（1916）、《非梦记》（1917），有四篇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在此，我们一并说明。
长期以来，我们对苏曼殊小说的重视和研究其实是很不充分的，甚至是片面的。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各种主义的论争导致众人对11916年11月，苏曼殊在给刘半农的信中还提到：“近日病少除，书《人鬼记已得千余字。”但在苏曼殊去世之前此作没有完成，而且至今也没有发现手稿《人鬼记》是苏曼殊晚期最令人期待的作品，对了解苏曼殊晚期的精神轨迹十重要。
注释
苏曼殊小说的曲解。例如周作人说：说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人，虽然稍微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
将他归为侧重表达个性情感的“喻情”的“鸳鸯蝴蝶派”的人，这实在是轻看了苏曼殊，不过周作人也很厚道，在后面又加了一句：即便是，他也是该派中的“大师”，与一般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家有明显的区别。
而从来只写半部书的胡适贬起苏曼殊来则是毫不留情：《绛纱记》所记，全是兽性的肉欲，其中又拉几段绝无关系的材料，以凑篇幅，盖受近人几块钱一千字之恶俗之影响着也。《焚剑记》直是一篇胡说。其书尚不可比《聊斋志异》之百一，有何价值可言？1我辈亦不敢妄说胡适没有看过苏曼殊的小说，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况，胡适看了几页，文言文！章回体！才子佳人！就觉得无需再看了。至于他在后来写《近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时，对苏曼殊的小说竟只字未提，则实在是难称严谨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