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从东京到上海（第2页）
“我们”
我突入人群，高呼“我们……我们……我们”呵，响应，响应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
一声声慷慨激昂的口号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一群热血青年正在樱花盛开的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誓师大会，人群之中，一个身形瘦削身着僧衣的青年尤为引人注目，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苏曼殊。
二十世纪初，“欧洲资本家的贪婪魔掌已经伸向了中国。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1。沙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1900年占领我国东三省后就没想过还，以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
到了1903年4月第二次撤兵期届满时，俄国不但不遵约撤兵，反而提出七点要求，作为撤兵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要清政府承认不但东北三省，连蒙古都是俄国的独占势力范围。
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清政府畏于沙俄政府**威，竟然不敢发表只言片语的抗议，所做的只是忍气吞声地默认其七点要求。
4月27日，上海爱国学社集结各界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这个爱国学社，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它正是思想激进的《苏报》的大本营。
而这一消息传入东京的时候，留学生们的热血开始沸腾了，青年会在这一时期整日召开讨论会、誓师会，他们握紧拳头，遥望着1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4页。注释
日本海彼岸的祖国，歃血为盟。
留日学生钮永建曾找到当时的学生会馆干事曹汝霖、章宗祥，想请他们以学生会馆名义召集学生组成学生军，抵抗沙俄侵略。
曹、章，这两位后来在巴黎和会上软弱无能的外交官，在此处便显出了贪生怕死的奴才相，他们认为学生手无寸铁，怎么能和俄军对抗？况且这样也极容易引起清政府的怀疑猜忌。这也反映出在当时，妥协与稳健倾向在留日学生中占了很大部分。正是鉴于此，钮找到苏曼殊的好友叶澜、秦毓鎏商议，正是要借抗拒沙俄，团结一批忠于革命的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青年会成员的赞同。
4月29日，三人联名发起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誓师大会。苏曼殊和五百多位留日学生一道，立下了“求一战而死”、甘为“亡国之雄鬼”的誓言，并提议不怕死的、敢于牺牲自己为中国请命的，立刻签名组成一支学生军，克日出发，奔赴沙场，这便是拒俄义勇队的由来。
会上有十多人登台演说，苏曼殊甚至领着众人高呼口号：“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东北乎？”整个会场齐声高吼：“为国民！”这样的场面、氛围异常悲壮，苏曼殊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都涌出了泪水。
当时约有一百二十名学生签名要求参加拒俄义勇队，另有四十人自愿参加义勇队总部的工作，十二名女学生任护士助理。大会还决定指派钮永建等人奔赴天津敦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主战。
义勇队分三个连，每连有四个排，每排由十人组成。苏曼殊编在一连四排，叶澜、秦毓鎏和钮永建编在二连，钮任排长。黄兴也在二连，他后来成为孙中山开展革命斗争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义勇队由在日本军官学校学习的蓝天蔚统率，但根据史料和后人的回忆来看，真正的组织者和操控者其实是廖仲恺、黎仲实、苏曼殊等人。何香凝曾回忆，孙中山曾积极鼓励留日学生学习军事技术并加强军事训练，为日后的武装起义作准备。为此，廖仲恺、黎仲实、苏曼殊等青年会成员便组织了义勇队学习枪械、刺杀等技术。由此可见，苏曼殊的革命热情在当时是十分高涨的，也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
义勇队每日课后便在学校操场开展军事训练，每天天还未大亮，负责值守的同学一声哨响，队员们立刻起床，穿好训练的服装，不到几分钟便整齐地来到操场。他们的训练科目也讲求实战，有打靶、刺杀科目，也有练习投弹布雷这样的科目，还有练习匍匐前进的科目……而像弹药、手雷这样的东西多是以石头等来代替的。整日里操场上都是杀声震天，吼声动地。
就在义勇队成立不久，即有人向东京警事局告密称留学生在搞革命活动，日本政府也以学生组织用军事编制不妥为由加以取缔。
不得已，义勇队改名中国学生军，并制定了《学生军规则》，规范成员的言行，保守秘密。半月后，第一支二百多人的学生军，在嘹亮的军歌声中，踏上了归国的征程，他们要以实际行动，投入抗俄斗争的洪流中去。
然而，革命经验还稍显稚嫩的义勇队还未到达东北战场便惨遭屠戮。当时的留日学生中确实存在清廷的探子和鹰犬。可怜、可悲的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在不明不白之间便被清廷污蔑为乱党行为。怀着一腔热血，立志报国的义勇队战士，双脚刚刚踏上养育过自己的国土，连旅途的征尘还没来得及洗濯，就被官兵明火执仗地逮捕拘押。随后，血淋淋的屠刀砍下了一个个尚不知发生何事的青年学生的头颅……浸着鲜血的消息从国内传来，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怒火立刻燃烧起来，他们不断举行集会，眼含着泪，高呼着口号，向人们诉说清廷的暴行，誓言要以死相拼，为烈士们报仇。
昨日还是朝夕相对、谈笑风生的革命同志，今日便血洒祖国，阴阳相隔，苏曼殊等青年会成员，首次体会到了革命的切肤之痛。
这便是革命的残酷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血的教训使叶澜、秦毓鎏、黄兴、苏曼殊等人意识到，清政府并不是反帝爱国运动的同盟军，而是反帝运动和反清运动都应革命的对象。为了应对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双重压制，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苏曼殊亦是发起人之一。该会决议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以鼓吹、起义、暗杀为革命方法。
秘密团体都做些什么
新的革命团体吸取了往日的很多教训，活动多为地下的秘密活动，并制定了十一款临时公约。这些公约并没有像我们后来的一些神秘组织那样规定得很具体，公约只是从大方向上对成员们的行为给予指导，即使是成员违规，也只是提到要“公议处罚”，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革命斗争并不像后来那么残酷，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员之间的感情和信任。为了最大限度的安全，限定会员们分成由亲密的朋友组成的小组，开会没有固定地点和日期。正因为这样，它才能一直存在到1905年，并加入孙中山缔造的作为革命大联合的中国同盟会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该会还给入会者每人发一枚徽章作为标志，徽章如银元大小，正面镌刻着皇帝轩辕氏的头像，背面则是四句话：“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组，我膺是服。”表现出欲以黄帝的开天辟地自勉，夺取天下的豪情。不过，该会的徽章在块头上尚欠考虑。比如要进行一次暗杀活动，两人各自左手拿绳右手持枪在大街上不期而遇，如此的紧张局面之下，如何分辨敌我。诸位请略作思索，既然是秘密组织，徽章则是会员在外相认的唯一凭证。如果这时候丢掉枪或是丢掉绳子在兜里翻找和银元等物放在一起的徽章，难保小命不会在此时不保。还有，该会的徽章做得太大以至于苏曼殊后来在风月场所结账时多次掏出这个物件，让在场的革命党人颇为尴尬。
所以说，革命的专业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啊。
除了做徽章，“军国民教育会”的正事还有很多。其宗旨“尚武”的具体解释便是鼓吹、起义、暗杀。这个斗争策略极具攻击性，简单明了地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政府的督抚道员。这也直接影响了苏曼殊后来的革命活动方向。革命成员们后来纷纷以此为准则回国策动起义、暗杀，鼓吹革命。比如黄兴、陈天华回湖南成立华兴会，陶成章、龚宝铨回浙江发动会员成立光复会，苏曼殊则以讲学为名鼓吹革命，并多次成为各个地方会党的发起人之一。以至于后来有一次同盟会在给成员发工资时，苏曼殊也跑到廖仲恺那里去领。廖仲恺心想：“你又不是我会会员，怎么能发给你？”但他处事一向非常谨慎，并没有当场拒绝苏曼殊，而是跑去请示孙中山。
“发！当然要发！”孙中山说，“在我心里，他早就是我们的同志了！”苏曼殊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参加兴中会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孙中山则是早已将自己的这个广东老乡看成了革命人士。请示回来后，廖仲凯当着苏曼殊的面，在兴中会的会员花名册上，写下了苏曼殊的名字，把津贴发给了他。
为了能给教育会捐款，苏曼殊在靠别人供养的艰苦生活条件下，还节衣缩食地每月从十元中拿出三元来，捐给教育会作为日常开支之用。
暗杀团
1903年夏秋之交，教育会骨干成员杨笃生、苏鹏、何海樵、周来苏、胡晴厓、汤重希等六人，在横滨成立了暗杀团，作为军国民会的从属机构，后代学者亦称之为“横滨暗杀团”。该团后来又吸收了苏曼殊、张继、蔡元培、王小徐、孙毓筠、刘师培、章士钊、陈独秀、钟宪鬯、俞子夷等人，活动范围除日本外，还有上海、北京等地，日常业务为试验炸药炸弹，以谋刺清廷政要。其规则极为严密，入会须拜祭黄帝，杀鸡饮血，与江湖会道门无异。
暗杀团成立后，杨笃生、张继、何海樵、周来苏等即赴北京，在草头胡同赁屋而居，拟在宫内或颐和园炸毙慈禧。然数月之内，无从下手，川资告罄，只好失意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