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从东京到上海（第1页）
革命：从东京到上海
革命，一旦产生，便意味着个体向奉行战斗的集体主义群体的融合。当时的留学生们，既勇敢而坚定地呼唤革命春天的早日到来，又难以排遣漂流在外的内心孤寂，这时候不断高涨的革命活动的开展，让青年们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当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员时，他便感到了个人融合在革命集体中的喜悦和幸福了。
这便是这一代留日学生革命先行者以及“五四”一代青年人所共有的一种心灵历程：他们摆脱了知识个体的孤寂与彷徨，在革命集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感到了生命的充实、喜悦和自豪。这是典型的时代情绪。
从“我”到“我们”的转变，是苏曼殊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思想特征。
回到横滨的苏曼殊少了笑容，变得冷漠和不善言辞。他时常着僧袍穿梭在校园，听课、看书，或是旁若无人地诵经，同学都把他看为奇人。他不时走亲访友，却从未再回樱山村。
时间来到了1902年，十九岁的苏曼殊在横滨大同学校毕业前夕，与张文渭、苏维翰一起到达东京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学校。但是这所学校属于官立学校，必须要公使馆保证，而公使馆又要横滨中华会馆董事担保，诸多刁难，手续烦琐。年少气盛的苏曼殊、张文渭没有低声求人，因此名落孙山，只有苏维翰考取。苏曼殊、张文渭在东京辗转数月，方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中国留学生部。
早稻田大学早在二十世纪初便为国人所认识，因为该大学在接受中国留学生方面，起了领风气之先的作用。1905年，早稻田大学成立中国留学生部，第一年即招收中国留学生七百六十二名，规模之大在日本各大学居于首位。”
苏曼殊进入早稻田大学时，校园已是人间四月，又是樱花盛开的季节，站在异地片片飞花的樱花树下，苏曼殊依旧闻到了初恋爱人的味道。他有时甚至会问自己，假如当初自己和爱人擦肩而过，那她是否能躲过这场悲剧。如果可以，他宁愿孤老终身，避此情劫。
在经济上，苏曼殊还是靠林紫垣菲薄供给，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当时留学东京的中国学生，往往是通过翻译欧美及日文书籍来勤工俭学，尤其是那些国学基础较好又通晓外文的学生，收入更是可观。苏曼殊虽在大同学校进步很快，但于翻译还相差很远。但是，物质的拮据并未影响苏曼殊在学业上的刻苦。苏曼殊还是保持了自己白天看书晚上安心早睡的习惯，每天除学习英文、日文及数理化之外，还遍读中国传统诗词及诸家笔记小说，从他日后的文学修养和风格来看，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喜欢上魏晋古诗及《红楼梦》等小说的。
按早稻田大学的常规，一般经过两年补习的中国留学生就可以进入大学预科，然而苏曼殊却在一年后即1903年转入成城学校（同年，该校改名为振武学校），改名苏湜。关于苏曼殊转校的原因，应该和他在早稻田受到大量革命思想的感染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将在下文详细叙述。
再说这所成城学校，它属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由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任学校校长，有“士官生摇篮”之称。受清朝政府委托，该校对学习陆军的中国学生开展日本式军事教育。为防止学生走向革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约定，进入该校的中国学生必须要有中国公使的担保方能入学；同时还规定，该校只招收公费留学生，不接收自费留学生，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培养反清学生的危险。
苏曼殊当时得以进入成城学校，据说是得到驻日公使汪大燮的帮助。汪家和苏家在苏杰生在日本发达时有过交情。《潮音·跋》中提到，汪大燮以使馆公费的名义资助苏曼殊八个多月。
同时进入该校的还有陈独秀、潘赞化、刘三等人，由于志趣相投，苏曼殊很快与他们结为好友。陈独秀大家都很熟悉，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巨大。
潘赞化则是现代知名人士、诗人，也是著名画家潘玉良的丈夫，陈独秀是他们的证婚人。
而刘三，后来成为苏曼殊的挚友，我们之所以熟悉他，是因为在苏曼殊去世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柳亚子父子整理出版的《曼殊全集》中，提供书信最多的就是刘三。
革命是什么
应该说，在近万名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之前，国人是不知道“革命”是什么的。中国就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做奴隶的人，一种是让别人做奴隶的人。而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十多年间，如果说中国留学生对中国贡献最大的，我以为在于他们给国人带来了一个词——革命；他们在中国培养了一种人——革命者；他们启发了中国的一种生活方式——人民当家作主。尽管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有过像章太炎这样的守旧派或回光返照派，像章宗祥这样的妥协派，像康、梁这样的改良派，但他们带给古老中国的革新是事实性存在的，也是不容抹杀的。
由于留学生鱼龙混杂，所以学生团体中的派别和政治倾向也差异较大，矛盾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学生团体，本来是留学生之间为交流感情而成立的组织，但是由于我们之前所述的原因，因为政治倾向不同而导致矛盾不断激化。
成立于1900年春天的励志会，是留日学生最早的团体。社团成立之初，除进行一些社会活动外，大家还一起介绍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国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欧美政治名著，译作典雅古朴，风行学界。不过，在交流政见中大家的分歧开始出现，会中出现了激烈和稳健两派。沈云翔、杨荫航、雷奋等属于前一派，这一派的人数较少，其中大部分人归国后参与了由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发动的自立军起义，牺牲多人。章宗祥、曹汝霖、吴振麟、王璟芳等属于后一派，凡是遇到清政府派人到日本考察，章宗祥等人必定为他们翻译引导，于是和官场走得很近，并以稳健自命。
苏曼殊的挚友陈独秀也在稍后加入了励志会，但他对会中的稳健派十分不满。章士钊回忆到，在励志会的讨论变得妥协之后，陈独秀、张溥等人先后脱会。正是因为看到了励志会本质的不妙，这才促成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化和青年会的诞生。
1902年对留日学生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革命浪潮不断高涨。
1902年对苏曼殊来说更是思想发生质变的关键时刻，因为这一年他加入革命团体青年会，正式走上革命道路。不仅如此，这一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何香凝等日后的著名人物也相继抵达日本，苏曼殊与他们很快成为好友。
1903年是留日学生运动迅速扩大的一年，留日学生剧增，各种学生社团及刊物也成倍增加。面对日本政府无处不在的歧视及对清政府的不公正态度，留日学生开始觉醒，并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抗争。
这一年的2月，日报《日本新闻》、《国民新闻》等报道，大阪博览会人类馆将雇佣台湾的原住民到馆内表演他们固有的特性、生活的原始程度和恶风蛮习等，供民众参观。简单地说，就是让日本民众看到台湾原住民们有多落后，大多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地用一些兽皮石斧来表演，这显然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青年会集会起草《呜呼中国人，呜呼中国人》一文在旅日华人中散发，激起华人共鸣。有人致函主办方，如果不撤去该表演，则大阪中国商人将在开会当天举黑旗志哀，并不为大会提供贺礼。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表示准备了各种蛇虫鼠蚁，准备在开幕那一天集中投放到主会场，还有人声言要搞恐怖袭击，这迫使主办方最终取消了此举。
3月，同样是大阪博览会，青年会成员秦毓鎏等前往参观，发现福建省的产品陈列在台湾馆内，而台湾馆是博览会的特设馆，表示其为日本殖民地。馆中还展示了中国妇女缠足、吸食鸦片等陋俗。
这其实本是当时国内一些妇女确实存在的陋习，但是日本的妇女还穿和服呢，和服怎么来的日本人难道不知道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隐私，日本人这种变态的偷窥欲泛滥，极大地挫伤了青年会成员们的自尊心。他们找到在场的清朝官员桑宝，要求其以政府名义与日方交涉。桑宝作为中国晚清普通昏官之一，以中国国势弱推诿再三。秦等人找到博览会负责人，半威胁半耍赖地说，他们都是年少气盛的人，下手放脚往往都不知道什么轻重，主办方要是不采纳他们的建议，他们只能不小心地把博览会的玻璃都敲碎了。日方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把福建的产品迁出，所示的陋习也取消了。这当然不是说留学生的威胁让日本方面害怕了，只是说学生们态度比较强硬，而且人数众多，极端分子也较多，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关方面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4月，苏曼殊当时已经从早稻田大学转入成城学校，该校举行春季运动会，会场高挂各国国旗，唯独没有中国国旗。校方认为，只有主权独立的国家才能挂旗，中国已经沦为了各国的保护国，怎么能和各个国家平等呢？中国留学生们群情激奋，苏曼殊和三百青年聚集在一起，号啕大哭。刚才还十分安静的主会场霎时让留学生们的哭声所掩盖，开幕式根本无法进行。清廷虽懦弱，但是却有一群爱国的学生。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地位虽然很低，但学生们依然爱她。日本也曾沦落过，列强之中谁又是一家独大几百年呢？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和一些日本学生也对中国留学生们同情起来，虽是语言不通，但悲伤的情绪却十分容易传染，一时间开幕式差点弄成了追悼会，校方只得挂出中国国旗。
其实，以上的举例不过是留学生们鲜有的斗争成功的事件，更多有辱国格的事情则不是留学生们斗争就能扭转的。在日本，中国并不被作为一个国家看待，中国的留学生也无处不受到歧视，从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等文中，我们都能管窥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时时都在发生，而一些留学生的麻木也让苏曼殊等热血青年痛心不已。
百年之前的清朝政府已近崩亡的边缘，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以割地赔款来取悦外国，毫无国格、尊严可言。身处外国的留学生们，则首当其冲地深受其害。
其实，我在此除了讲述留日学生们进行的这些抗争之外，更多思考的则是其中的心酸。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尊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短短三月，侮辱、歧视中国的事件不断上演，有谁知道，在其他地方又有多少罪恶仍在进行？！而当学生们意识到抗议、示威不过是口舌之争或没有实质意义之后，他们将会采用何种更加激烈的手段？而垂死的清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在这黎明的前夜，又将以何种血腥进行疯狂的扼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