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我与（第3页）

“那怎么不回答？”

“吃饭，小孩儿！”她说，“那要看我们的缘分到不到。”

“哪怕等你到八十岁。”

“我不相信这样的话，那时候我都老成什么样子了，梅干菜。”

“估计你是个漂亮的小老太太。”

“肯定老得没法儿看了。”

“看还是能看的。”

“别说了，我知道往下你又会说什么。”她说，“我就是觉得你说什么都跟玩笑一样。”

“这就是我自己的方式，其实不是玩笑。”

“可让人听着像玩笑。”

“我爱你，绝不是玩笑。”

“这我信。”

近一段时间，我已经略微感觉到娇娘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究竟她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还说不清楚。总之是有变化的，比如她总叫我“小孩儿”。她原来当然也这么叫，但感觉不一样。另外，她回家的次数也比往常多了，经常是将我一个人搁在她自己的住处。我知道她丈夫早已回来，可是她并没有跟我说过，是我先问了，她才说的。我们之间的交流也不像过去那么滔滔不绝，她时而显露出的呆板，让我发现了她内心里的激烈矛盾和发愁，但在她的表面，却是一直遮掩着。我们也有那样的时候，都像是并非认真地商量分手的问题，结果又是毫无结果。至少有一点被我们两个同时感受到了，那便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出现了玩笑的因素，不如当初我们在西藏那么单纯了。所以，我们更多的谈话内容还是涉及曾经在西藏的那段美好时光，我们每每回忆那些难忘的日子，并且还要回忆出哪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天、上午还是下午、几点钟、当时的环境和天气。我真不清楚自己和娇娘是否能够维持下去。

西藏的书稿完成以后，我马上就投入到自己的戏剧创作当中。

连续两天大雪，真正的冬季来了。天气预报说，这是北方地区多年不遇的入冬第一场大雪，对越冬作物生长和缓解旱情大有益处。站在娇娘住处的窗前往外看，整个城市都罩在一片白雾迷漫之中。街上车辆小心翼翼地缓慢移动。积雪在地上、房屋顶上和树枝上落着，有黑有白。这个城市其实就是一幅黑白照片，我不知道还能从什么地方发现其他生动的颜色。当时，我心里想，居然有人建议把北京的房屋都涂成灰色。提出如此建议的如若不是色盲便一定是些坏人。北京已经够灰了，它需要赤橙黄绿青蓝紫，需要活泼，需要生命。自己似乎一下子便找到了原因，每到阴天雨雪，我在北京就会感到胸闷，心情忧郁。

这些日子，我的写作已经暂告一段落，主要用心于构思剧本。因为要同剧院的几个年轻导演、美工、灯光和演员探讨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娇娘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写完了西藏那本书，我基本就不去住了，还是市中心自己的宿舍更方便。娇娘也来我这里会过两次面，但我都是设法回避着传达室的老李头和别人。

确实不记得那种玩笑成分是在什么时候注入到我们的关系里，也说不清从哪一天哪一刻开始了这样的无聊话题，更忘了两个人之间是由谁开的头。自己大概记得，那是娇娘跟我在“沸腾鱼乡”吃完水煮鱼之后，我们又到工人体育场北门的“哈瓦那”酒吧去。那一家酒吧在自己刚回到北京的时候，娇娘和我晚上去过几回。我们曾坐在“哈瓦那”门外露天的秋凉里，尽情享受着热带格调，漫不经心地观望那些摩登青年，满耳充斥着热情浪漫的拉丁舞曲和零乱的歌声，自己白天写作的疲劳就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消失了。冬天的酒吧，除去圣诞节、新年和春节之前的几天，其他时间的生意同夏季比就要显得清淡，室外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室内也就在周末还有些人气。以往我同娇娘都还能接受“哈瓦那”室内激烈的音乐和扭腰甩臀的舞蹈，但是那天我们两个一同感到周围环境的嘈杂，都觉得音乐过于吵闹，于是我们每人只喝了杯莫西托古巴甜酒便打算换地方。这样，我们就到了街对面巷子深处的“甲55”和“幸福花园”酒吧。

“幸福花园”这家酒吧我们也来过多次，它的特点就是安静，一般没什么人，里面永远都散发着一种陈旧忧郁的气息，似乎可以把客人带到半个世纪前的时光里。我们照老规矩，娇娘叫了她的金汤力，我喝乱七八糟的啤酒，无所谓固定牌子，有时也来上两杯龙舌兰或茴香酒。事情便在这样的场景气氛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好像娇娘先说：“刚才那里闹，现在这里又这么安静，安静得我都有点困了。”

“昨天没休息好吗？”我问，“最近情绪不高？”

“也许是没休息好。”她看着我说。

我笑了笑。她也笑笑。我要说话，她打断我，“笑什么，小孩儿？肯定在想什么歪点子。”

“想你昨天是不是加班了。”我说的“加班”专指跟别人睡觉。

“去！狗！”她说，“狗才加班！”

“猫！”我说。

“蚊子！”

“蟑螂！”

“对，蟑螂！臭虫！苍蝇！”

“蛆！从屎堆里爬出来的蛆！”

“猪！猪加班了！”

我们说着一同笑起来。笑完了，娇娘突然盯住我，说：“你！你加班了！”

“为什么是我？我先问你的。”我说。

“不不，我就问你！你是不是加班了？老实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