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之近利远功（第4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传至上海，不仅引起了上海人的愤怒，也造成了银行客户心理上的恐慌。紧接着，9月21日，英国宣布废止金本位，一时国内外债券暴跌。虽然涉足不多，但上海银行损失自不可免。

值此多事之秋，一些觊觎上海银行的别有用心之人，开始下手了。“汉口损失数百万元，债券损失两千余万元，上海银行马上要破产了。”这样的谣言不胫而走，客户们大为恐慌，唯恐自己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资金有什么损失，争相涌向上海银行，提取存款。

9月22日大清早，上海银行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平日所备的准备金被大量提走。一开始，陈光甫没太在意，对挤提风沉着应战，指望谣言不攻自破。不料，3天过去，挤提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提走的存款已达总库存的一半。

平素稳健老练的陈光甫，此时心中也没了底。纷纷拥入的人群，争先恐后的眼神，让他背上突然有种冷冰冰的感觉，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他似乎看到胡雪岩那悲凉而绝望的表情。迫不得已，陈光甫只好四处求助。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至交张嘉璈。

接到电话后，张嘉璈立即命令中行各分行尽全力支持上海银行各分支机构，并允许上行以新办公大楼做抵押，贷借80万元，用以应付提存。

为救兄弟，张嘉璈真是豁出去了。他下令特别开仓，用现银声援。他命人从仁记路的上海中国银行把一箱箱的现金运往宁波路的上海银行，摆在那些忙于提存者的眼前。一箱箱现金川流不息地运来，暂时驱走了提存者心头的疑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把大量现洋故意堆放在营业柜台上和楼道内的显眼之处，堆积得像小小的银山。

但背后的黑手岂肯罢休，新的谣言再次风传。“张嘉璈假公济私，很快就要被查办；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不再支持商储了，商储这回非垮不可；陈光甫的老婆孩子早已出国，他自己说不定哪天也跑了。”

刚刚安静一天，挤提风潮再起。

这一回，上海银行门外的马路上人山人海，客户个个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呼天抢地，简直是不顾生死，而手里拿着的，不过是几十元、两三百元的存单而已。还没提到款的存户如丧考妣，甚至威胁今天再提不到钱，就在商储门前上吊。

1元起存的负面效应，在这危急关头，不幸显现。

陈光甫感到绝望了。他拨通了南京政府财政部的电话，向另一个哥们儿钱新之求救。钱新之告诉他：“政府也帮不了你，赶紧去找杜月笙杜老板吧，他有办法。”

身为海归的陈光甫，一向很少与本土帮会交往。情急之下，他想起同乡杨管北。杨管北祖上为镇江富豪，是杜月笙的重要经济顾问，与陈平日交情挺好。

杨管北没想到，自己一张嘴，杜月笙就慨然应允。杜先是拨通电话，通知上海滩的各路朋友都往商储银行里存点钱。然后，自己提着100万元现款，亲自送到商储银行。不久，租界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上海银行门口，声称来存钱。银行存款部主任得了陈光甫的通知，早在大门口恭候了。各路大亨鱼贯而入，“欢迎”之声不绝于耳。

这个场面把挤在门口等提钱的人镇住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来存款的人就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开始慢慢散去。往后的一个礼拜，来提钱的人数急剧下降，逐渐恢复到平常水平。

至此，上海银行总算摇摇晃晃地挺过了这道鬼门关。这是陈光甫一生最提心吊胆的时光。对那些伸出援手的贵人，他知恩图报，终生难忘。

后来，杜月笙主办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营业规模扩大，陈光甫立刻以“堆花”方式，将50万两白银存入，让杜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

远足

陈光甫有两大爱好，一是读书，二是旅游。他自称是“一个酷好山水、南北东西之人”。这一点，非常符合中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陈光甫要求银行的分行经理们每年旅行一个月，“无论欲往何处，均听自由”，旅费则由银行全额负担，目的是“以放宽眼光，增加知识”。

1923年年初，陈光甫在香港拟往云南旅行考察，便到一外商经营的旅行社购买船票，见该社售票处的外籍职员与一女子笑语谑声地交谈，陈静立良久也无人理睬。陈光甫实在忍受不住了，就上去质问对方。谁知那个外国小伙子不仅不解释，反而冷笑着说：“你不满意，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呢?”

当时，国内旅行社都是英、美、日等洋商所办，中国人无论旅游还是公干，办理手续都要经过他们之手。洋商不仅收费高昂，而且态度傲慢无礼，根本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没有自己的旅行社，因此，国人受气也无可奈何。

那时候，中国人只能坐三等舱，与提供西餐的头等舱是分开的。中国人如果误入西餐厅，会受到服务员的呵斥，甚至是毒打。三等舱位于船尾，包括一个大的肮脏的木板铺位，服务很粗鲁。

沉痛的记忆，让陈光甫辗转难眠。反复思量后，他毅然决定创办中国人自己的旅行社。

从云南回来后，陈光甫即着手筹建上海银行旅行部。当年4月，上海银行正式呈文北洋政府交通部，提请代售火车票，办理旅行业务。当时交通部正召开全国铁路联运会议，该案一经交议，立即遭到身居要职的铁路洋员反对。他们的表面理由是英、日、美、法等国在华均有旅行机构，绝无再设的必要，实际上是担心会削减外国在华旅行机构的既得利益。幸好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路政司司长刘景山及各路华员皆竭力支持，所以经激烈辩论后终获通过。

8月1日，上海银行旅行部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是中国旅游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按国际惯例，商业性旅行社的产生是一个国家近代旅游业诞生的标志。

上海商业银行旅行部最初仅在上海代售沪宁、沪杭线火车票，后陆续与长江航运、南北海运及外国各轮船公司订立代办客票合同，不久便推广至京绥、京汉、津浦各铁路，并在各地分行添设了若干旅行社分社。随着旅游业务的扩大，1927年6月，陈光甫决定将旅行部从银行中分出来，成立中国旅行社。至此，中国开始正式出现大型旅游事业。

中国旅行社在设立之初是亏本的，以后也长期不能盈利，因此上海银行内部不少人反对这项生意，同仁好友也纷纷劝陈光甫停办，但陈不为所动，始终坚持办理。每逢这个时候，他总是对大家说：“天地间万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数量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好耶?”他还强调：“这个旅行社虽说年年亏本，但为国家挽回了不少的利益，不然又多送外国人许多钱了。”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烦琐。”中国旅行社的办社理念与服务宗旨，与上海银行如出一辙，再一次体现了陈光甫为人做事的原则与长远眼光。

为了让中国旅行社在竞争中站稳脚跟，陈光甫祭出四样法宝：一、顾客至上，服务社会。旅行社第一任经理朱成章就曾多次身穿招待员制服上车站迎送旅客或亲自驾车为旅客购票。1930年年底，陈光甫北上经徐州车站时，看到三等车乘客风餐露宿于车站，立即嘱咐中国旅行社在若干地区设立招待所和食堂。二、发扬国光，服务旅行，推进文化。陈光甫聘赵君豪为主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旅游刊物《旅行》，该杂志图文并茂，介绍国内外名胜古迹，深受国内外游客好评。陈又聘美籍记者斯诺撰写中国风景名胜的英文小册五种，分寄外洋各机关、各轮船公司、各铁路及航空公司。当时许多名人致函中旅，啧啧称道。陈光甫认为：“此种宣传力甚大，人人知有中国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三、以人为本，严格要求。“笑脸相迎，衣着整齐，手面清洁”是陈光甫对员工的基本要求。中旅员工一律招考录用，通过培训、实习，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安排工作。工作后先在各部门轮流循环工作，多年后便成为一名旅游业的多面手。至于人员的升降，一律以才能学识为标准，定期择优送英美深造。四、一鱼多吃，敢于创新。中旅代办出国留学一条龙服务，深得留学生欢迎。从介绍欧美著名大学的章程起，到登记名单、办理留学证书、出国护照、入境证、订舱位、代换外币，直至对方国家派员到码头时迎候，再送上火车去应考、留学的学校，这一切都由中国旅行社一手操办。至于中旅社发行的中外旅行支票，不仅为旅客提供了方便，还为上海银行多了一笔活期存款，这在现代中国金融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

更有价值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中旅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在国内外也屈指可数的大型旅行社，创下了一个金字招牌，这样的辉煌，迄今无人能够超越。

1936年年底，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时，曾入住中旅华清池招待所。足迹遍及国内外的周公，有感于中旅优质的服务，曾对中旅负责人说：“你们中国旅行社是中国最好的服务单位。”这是对中旅最高而又最贴切的赞誉。

使美

“敬远官僚，亲交商人。”陈光甫的这句经营口号，业内外闻名。

他下海创业，就是要创建一家彻底的民营银行。在生死攸关的挤提风波中，救他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一帮商界的哥们儿，甚至是杜月笙这样的黑帮老大。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地地道道的商人没有料到，卢沟桥的枪声，不仅打碎了蒋介石的绥靖梦想，也毁掉了他一向不问政治的誓言。一手推动陈光甫出山的，正是蒋介石。

抗战开始不久，国民政府就委派陈光甫作为特使，赴美洽谈租借条约。一个商人的外交，在国难当头之时，不期然地登上国际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