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之船王悲欢02（第3页）

从宜昌到重庆，轮船上水至少要走4天，下水要走两天，一个来回要6天多，时间上根本耗不起。卢作孚切中了问题的要害：物资和人员尽快撤离第一，怎样方便怎样来，没必要中规中矩地从宜昌运到重庆。

他决定：最重要的、最笨重的设备直接运到重庆；次要和轻型的设备，运到万县就卸货等待转运；再次和更轻的设备，则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剩下的一些物资，完全可以运进三峡就卸下，让轮船当天开回宜昌，装载下一趟物资。这样一来，等于运力一下子增大了若干倍。

这种他早年曾谙熟于心的多段航运法，在国难当头之时，再显神威！

24小时之后，第一批24艘装满物资的轮船就驶离了宜昌港。这批轮船中，有22艘是民生公司的，另外两艘是悬挂法国国旗的中国轮船。

入夜，江畔一派繁忙：数百盏煤气灯将长江两岸照得一派通明，装卸工人们唱着雄壮的歌曲，抬起沉重的机器，井然有序地装船；轮船上的起重机，长臂旋动，齿轮轧轧作响……

汽笛声声，驳船匆匆；江风猎猎，江水滔滔……

目睹这些宏大的喧响，站在江岸的卢作孚热血沸腾道：“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这一年的初冬，在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二楼的收发报机一天24小时不间断，所有的电文都要送到卢作孚的案头。卢作孚夜以继日对电文逐一详细审批，指挥着这场攸关国运的战时大抢运，累得肺病都复发了。

细节决定成败。一向严谨的卢作孚，对于长江上游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哪一条船，行驶于何处；哪一批货物，将卸货于何处；哪一些物资，目前正在等待装载——这些，都在他的心中。

在整个宜昌大撤退中，所有的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都是由中国轮船公司承运的，其中民生公司担负了其中的90%以上。中国轮船公司为支持抗战，军工器材的运费每吨只收30元～37元，民用物资运费只收60元～80元。而当时外国轮船公司运输货物，每吨收费却需要300元～400元。

血浓于水！国难当头，这种体会尤深。

40天后，原本在宜昌陷入绝境的3万人员全部安然入川，待运器材也运走了三分之二；60天后，当川江水位下降到较大轮船已不能再航行时，宜昌两岸堆积如山的器材全都不见了。

震惊中外的宜昌大撤退，到此圆满落幕！

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后来将之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一个人，以罕见的魄力与智慧，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一个公司，以空前的勇气与牺牲，挽救了国家与民族的危局。

宜昌大撤退后，国民政府曾先后两次向卢作孚授勋。当时正在养病的他，在家人面前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连勋章也没有让孩子们一一过目。

卢作孚认为：“大至一个民族要有民族魂，小至一个公司要有公司魂，一桩事业要有事业精神。要做到这些，必须每个人都要有一种精神，一种气魄。只要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精神，那公司、事业、民族也就具有这种精神。”他在民生公司正式提出了“民生精神”：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卢作孚和他的员工，都无愧于这一“民生精神”。

1949年9月，重庆发生了一场大火，37条大街小巷化为焦土，民生公司损失惨重，然而民生公司的45名员工没有一人出逃，而是奋力转移被大火困住的2000多名百姓，最后，45名员工英勇牺牲。没有老板在场，没有人下令要他们赴死，但是每一名员工都以生命承担起一份责任，民生的责任。

出海

民生公司和卢作孚一生的荣辱，都和发生在中国20世纪中叶的那场生死攸关的战争紧密相关。从抗战后期开始，民生公司发生亏损，这种情况直到重庆解放都没有根本好转。

抗战八年，应该说，国民政府对卢作孚还是颇为器重的。

1937年，蒋介石以组织“人才政府”为号召，任命卢先生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后又任命他为交通部常务次长；1941年后，又要他兼任粮食管理局局长。卢作孚处处为国家民族着想，但民生毕竟只是一家民营公司，得到的国家补给很少，八年抗战差点将民生拖垮。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必须为政府运送军队和战时物资，这样一来，运价比较低，最低是市场的十分之一。卢作孚曾写道：“中国轮船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元～37元，其他公物只收40余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80余元，而外国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300元～400元。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

但是，即使收费低廉，国民政府因为财政紧张还是拖欠运费。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纶说：“我看我父亲那段时间的信，很多都是向政府要钱。总是不能够及时收上来，拖上一年半载的。”这些收不上来的呆账又因为通货膨胀问题而变得日益庞大。“那时候物价涨得飞快，今天你发了工资，不马上去买米，明天就少了一半，甚至还要少，再过几天，可能就完全不值钱了。所以，民生公司的钱收不到，等收到了，又不值钱了。”同时，当时政府为了保证社会安定，还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限制运价、限制票价。哪怕物价天天涨，在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之内，航运公司的运价和票价都不能涨。

抗战期间，民生一共有16艘船沉没，牺牲了160多位员工，可以想象民生的处境有多么艰难。民生公司是卢作孚一生心血所系，他的痛苦和委屈也是作为一个民营实业家所遭遇的困难和阻力。

长期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卢作孚的身体很不好。1941年冬天，他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在歌乐山疗养了半年。这半年里面，22岁的大儿子卢国维第一次有机会像个成年人那样和父亲一起长时间交谈。“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想把民生公司交出去。他还说，自己真正的兴趣不是办实业，是搞建设。”

1943年10月，卢作孚写下一篇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他说“我草这一篇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中”。

不仅如此，卢作孚还要应对来自官僚买办资本的挤对甚至侵吞。

1939年年初，卢作孚打算改造一批旧船，但经过宜昌大撤退，连续两年的亏损，已经让民生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卢作孚准备将民生的资本增加为700万。消息一出，孔祥熙通过中央信托局转告民生，官方打算入股60%，宋子文也打算通过中国银行入股民生。

卢作孚托人转告孔宋，说民生业务困难，无利可图，而且民生是纯粹的民营公司，官方入股不太合适。同时，他很快撤销了增资的计划，改为发行700万公司债券。为了防止因为债务而被控制，他还特地把债券分给18家不同的银行。

抗战八年，虽然偏居一隅，但卢作孚始终没有放弃民生的壮大发展，他甚至已经设想好了抗战胜利后民生冲出长江走向世界的蓝图。

卢作孚利用担任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身份，结交了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向他们分送了有关民生公司经营情况的资料，引起了加拿大驻华大使的注意和兴趣。1944年10月，他又利用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的机会，结识了加拿大驻美商务代表皮尔士。通过皮尔士的介绍，卢先生又于1945年2月专赴加拿大，同加政府有关部门和金融界具体商谈。由于加政府事先对民生公司和卢先生有所了解，以及战后输出资本发展工业的需要，因而很顺利地达成了借款造船的协议草约。草约规定，由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业３家银行，贷与民生公司1500万加元（当时加元和美元比价相当），用于在加拿大订造轮船和购买材料，拟造小型客轮12艘、大型客轮6艘。贷款由民生公司出具期票，加政府为民生公司向船厂保证到期付款，偿还银行，同时由中国政府致文加政府，为民生公司贷款担保。

这是一笔长期、低息、大款额，并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优惠贷款。在旧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资本企业，能够获得这样一笔贷款，实不多见。这也说明，卢先生的人格魅力，已从国内飞越到大洋彼岸，受到加拿大朝野的信服和青睐了。

然而，当卢作孚回国请政府为这笔贷款担保时，却遭到了宋子文的拒绝。这让卢作孚非常为难，不能这样把脸丢到国外去了。为此，他曾经两度辞职，但董事会不同意，慰勉他留下来，说他劳苦功高，功勋卓著，得到了全体员工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