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003（第2页）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个谨慎的学者对自己控制得很好，从故事一开始，他就避免使自己使用这些习惯了的词语，避免政府使用的词汇出现在奥拉大学的讲台上。最后，他很成功地说出了‘intituteurallemand’（德国中学校长）这个词，这时，一个内在的东西表现在了他的结论里，这个表现似乎没有什么危险性。他曾努力压抑着这个单词，但由于和单词‘motte’的发音相似冒了出来，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危险性。由于害怕自己不小心说出这个有政治色彩的字眼，他对这个平时习惯用的单词进行了限制。人人都知道这个单词，而且一个共和党人和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不能在一个地方自由地发表言论而表现出的愤恨等，所有这些干扰了他的意图——做一个谨慎的演讲。这种干扰对讲话者而言是明确的，不难判断，这种思想在他讲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N教授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失误，至少他没有去纠正它，口误的出现非常自然。另一方面，这个失误被大多数法国人接受了，他们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其效果是很明显的，尽管这是一个文字方面的游戏。我自己也对这个似乎很微不足道的口误感到兴奋，虽然我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没有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向教授提出什么问题。不过，我把这个材料作为验证你的理论的例子，即失误有内在的决定因素，在口误和玩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30。下面的口误例子是由一个奥地利官员里特南特（Lieutenant）报告的，其原因也与悲愤的战争时代有关。

“我作为一个战争罪犯在意大利关押了几个月，我们有两百人被关押在一个小房子里。当时，我们中的一个人死于流感，这件事给人的印象很深，因为当时缺少医疗服务，因此这种流行病很可能会很快蔓延开来。我们将这个死者放在了外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天晚上，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在房子的周围散步，我们两个都想去看一下死者，走进小房子时我们对看到的那一幕使我们极为震惊（当时我在前面）。万万没有想到，棺材距门口很近，我几乎就要接触到死者的脸了。放在活动的东西上的蜡烛发出的光线投射在死者的脸上，使这张脸完全变了形。之后我们又去绕着这所房子散步，但看到的那个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们来到另一个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笼罩在月光之下的公园，以及月光下明亮的草地，草地的上面还浮着一层薄雾，这好像是招呼死者的地方，我似乎看到了拿着绳索的小鬼儿在附近的松树下面翩翩起舞。”

“第二天下午，我们埋葬了死者，走在路上——被关押的地方到邻近小村的哀悼死者的地点——我们既感到悲痛，又感到屈辱，因为这个被愚弄的人群是由这些尚未成熟的青年组成。这些粗鲁、喧闹的村民利用这种机会将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这种情绪是好奇和愤恨的混合。我感到，即使在这样一种不设防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逃避这种侮辱，对这种粗鲁表现的厌恶到晚上仍一直袭击着我。同一时间，和前天一样，我和我的那个朋友又沿着我们的房子散步，我和前一天发生的一样，当我们路过这个曾存放着尸体的那个小房子门口时，记忆中的那个情景又非常清晰而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在我们看到那个明亮的公园的那个地方，同样的月光在笼罩着。我停下来，对我的同伴说：‘我们在这个坟墓（Grab）上坐一下——草（Gras）和下沉（sinken）的小夜曲’（意思是坐在草地上唱一个小夜曲），直到我出现了第二次失误后，我才注意到了自己的口误，我马上纠正了第一个错误，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所包含的意义。现在，我要对此进行分析，把这两个口误连起来就是这样的：‘在坟墓——下沉。’这种画面又在我的脑海闪现：跳舞的小鬼儿，和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月光；躺在棺材里的那个同伴，当时的那种活动的印象；埋葬他时的场面，以及我当时出现的那种厌恶的情绪；关于那种传染病的谈论场面，表现在这些官员脸上的恐惧等。后来，我记得这是我父亲去世的日子，我的记忆本来很差，能够记住这个日子确实使我感到吃惊。”

“接着的反应使我注意到两个晚上的情况的相似性：一天的同一时间，月光普照，同一地点，同一个同伴。我记起我们谈论那种传染病扩散的可能性时我表现出的烦躁的情绪；我想了我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要求——不能让这种恐惧吓倒。我逐渐意识到我的这句话的词序的重要性：‘我们——在坟墓——下沉[49]，我认识到，仅仅将‘坟墓’纠正为‘草地’——我已经谨慎地这样做了——仍导致了我的第二个失误（用‘下沉’［sink］替代‘唱’［sing］），目的是使自己的这种压抑的情结充分地表现出来。

“我再补充一点，当时我正受着噩梦的困扰，经常梦见我的一个亲戚，在她生病的时候，我经常去看她，也知道她已经死了。就在我被关押之前，我已经得到消息，毒性很大的流感正从她所在的那个地方蔓延开来，我向她表达了我对此的恐惧情绪。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她接触过。几个月后，我得到消息，她已经成为这次流感的牺牲品。两星期后，这里也有了流感！”

31。下面的口误例子与一个医生的痛苦冲突有关。一个男人得了一种可能是致命的疾病，由于对他的确切的诊断尚未确定下来，因此他来到维也纳等待结果。他恳求他的一个朋友——他年轻时认识的，现在成了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对他进行治疗，对此，他的朋友虽然不太情愿，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一般而言，这样的病人应待在护理室，因此这个医生建议这个地方应成为他的一个‘哈里’（Hera）疗养所。这个患者反驳道：“当然，这仅仅是特殊患者应待的地方（像一个产房）。”“噢，不，”这个医生匆忙回答：“在这个疗养所，他们可以umbringen（结束）——我是说，unterbringen（接收）各种患者。”他对自己的这个口误进行了辩解，“当然，你不要认为我对你有什么敌意。”一刻钟后，这个医生和一个照看病人的护士一起出去了，他说：“我还没有发现什么，对此我仍不相信，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建议用大剂量的吗啡和安眠药，让他平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很明显，他的医生朋友坚持：只要证明他得的是这种不治之症，他（医生）要通过药物来减少他的痛苦，实际上这个医生要结束他的这个朋友的生命。

32。这个例子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不想把它删去。据我的记忆，我已经把它保留了大约20年。“在一个聚会上，一个女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从这些词语可以看出，这些词语的出现是出于一系列的神秘的冲动或动机：‘是的，如果一个女人要取悦男人的话，她就必须漂亮。男人就好多了，只要他fivestraightlimbs（五肢健全）（德文为fünfgerade），他再不需要其他什么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与此密切联系的导致口误的机制，即浓缩和混合，我们有理由将这两个意思相同的句子融合起来：

只要他有fhtlimbs（健全的四肢）

只要他有fivewitsabouthim（健全的五官）

‘强健’（straight）是两个句子共有的意思，这样这两个句子的格式便是：

只要他有straightlimbstotreatallfive（s）asevennumbers。[50]

（将所有的5都做整数对待）”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可能阻止我们做出这样的设想：句子的这两种格式——一个是关于他的五官，一个是关于‘整数的5’——在导致她说出第一个数字上，分别有不同的作用，神秘的五对简单的4的替代，引入句子用来说明健康的肢体。但是，如果这种融合以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仅仅表示一种不愿接受的具有讽刺性质的事实，而这个表达来自一个女士——这种融合也不会发生。最后，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事实，这个女士从字面上表现出的那种表达，也可以看作一个玩笑，和看作有趣的口误一样。这里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她以这种方式表达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如果讲话者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意图，那么这就纯属口误而非玩笑。”

在兰克（Rank，1913）报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玩笑和口误的接近程度到底有多大。

这个女士对她表现出的这种失误作为玩笑看待的，她因此大笑了起来。

33“一个刚刚结婚的男人，其妻子很注重保持她作为一个女孩的外表，因此不愿和他做频繁的**。他给我讲了他和自己妻子之间的一件事，他和妻子都感到很有趣。那个晚上，他再次违背了妻子固执的规定，到了早上，他在他们两个的房间里刮胡子，他的妻子仍躺在**，为了安全起见，他和平时一样使用了妻子放在床头柜上的粉扑。很关心自己肤色的妻子几次告诫他不要用她的东西，这次看到后生气地吼道：‘你怎么还这样，pme（mich）withyour（deiner）fuff（你怎么用你的粉抹我）！’她丈夫的笑声使她注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她的意思是说：‘Youarepyourself［dīth］againwithmy［meiner］puff［你怎么又用我的粉抹你的脸］），她自己也因此大笑了起来。每一个维也纳人都知道，‘抹粉’是指‘做**’，粉显然代表男性**。”

34。下面的例子是由斯塔福提供的，也可以将此视为一个玩笑：

“弗洛患有心因性疾病，人们经常劝说她去看心理医生X博士，但总是遭到她的拒绝，她说这样的治疗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个医生将任何问题都和性联系起来。这一天终于来了，当她准备接受医生的建议时，她问道：‘Nungun，wannordin?rtalsodieserDrX？’”[51]

35。实际上，从玩笑和口误的联系来看，口误是一种缩略。

中学毕业时，一个女孩根据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她选择了医学。但几个学期的学习后，她又转而学习化学。几年以后，在她回忆这种变化时，她用下面的话表达了当时的思想：“总体上，我的这种改变并非荒唐，当我不得不拔出尸体上的手指甲时，我完全失去了对‘化学’的兴趣。”

36。在此，我插入另外一个口误的例子，这个例子不难解释。“在解剖学课上，一位教授要讲鼻腔，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肠病学（enterology）上的难点。当他问学生是否听懂了他讲的内容时，学生说听懂了。最后，这个以自己有独到的见解而出名的教授说：‘我几乎不能相信，虽然维也纳有几百万的居民，但理解鼻腔的人只能用“一指”（ononefinger）来数，我是说屈指可数。’”

37。还有一次，这个教授还说：“如果是女性**，尽管有很多Versu（**），但请原谅，Versuche（实验）……”

38。我应感谢维也纳罗波斯科·A博士，他使我注意到了由一个法国老作家录下的两个口误例子，现在我不做翻译地将这两个例子摘录如下：

Brant?me（1527～1614），ViesdesDamesgalantes，Discourssed：‘Siay-jeetrès-belleethoedamedeparlemoaveestegentilhommedelacourdesaffairesdelaguerredurantcesciviles，elleluydit：“J’ayouydirequeleroyafaipretouslescdecepayslà”EllevouloitdirelespontsPedecoucherd’aveary，ousoasoenfraisenlabouche；etlegentilhommes’enesamoursd’ellepoureautredamequej’aieoguregrand’dameplusqu’elle，etluylouasesbeautez，elleluyditaprès：“Non，madame，cequejevousepointpourvousadultérer”；voulaer，eellelerhabillaainsi：pensezqu’ellesoàadultérer’。[52]

39。当然，现代有很多口误例子都涉及到性问题。弗洛描述了她第一节英语课时的情景：

“这很好玩，老师是一个漂亮年轻的英国男子，他上的第一节课是让我理解“durchdieBluse”（通过上衣）——我是说“durchdieBlume”（通过精华，也就是“间接”），他很愿意单独给我讲课。”（来自斯塔福）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我企图消除那种神经症症状。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从患者说出的原因，以及对其的自由联想来看，压抑着的思想内容一直没有向我展示出来，但又通过很多方式来说明它的存在。口误在这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一些例子中看出。如，一个患者讲到他的阿姨，他却叫了“妈妈”，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失误。另一个则把她的丈夫称做“哥哥”，用这种方式，他们让我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们把这个人当做另外一个人，一个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人，他同时也表现了与此相应的情绪。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咨询时间对我做了如下的介绍：“我是你治疗的某某的爸爸，请原谅，我是说我是他的弟弟，他比我大4岁。”我从他表现出的这个口误推断，他通过这个口误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像他的哥哥一样，由于他爸爸的影响，他也是一个患者，他想得到治疗，而实际上最需要得到治疗的是他的爸爸。有时候，单词的排列听起来很不合常规，其表现也似乎是被迫的，这也足以说明患者被压抑的思想已经前移到患者的语言表达上，虽然人们关于这种前移目的还有分歧。

从粗略的言语混乱和精巧的言语混乱中（主要由口误组成），我们发现，并非“声音接触的效果”，而是存在于这些言语表现之外的内在思想的影响决定着这些失误的产生，或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失误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不想对声音相互影响的理论或规则提出质疑，但是就这些规则本身而言，很难对正确的言语表达有足够的影响和干扰效果。从我们精心研究的和探索的例子来看，这些规则并不代表其发生机制，而这种机制通过遥远的心理动机则更易于解释，尽管这些心理动机与声音规则的联系不大。很多有替代表现的口误例子中，我们完全没有发现声音的规则，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冯特的观点，冯特和我都认为：控制口误的是情结，是远在这些声音接触之外的东西。

虽然我接受了这种“遥远的心理影响”（remoterpsyfluences）（冯特用语）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匆忙讲话的情况下，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指向的是它所表达的内容本身，控制口误的条件很容易限制于梅林格尔和梅尔的规则[53]。

作者对收集的很多例子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如我们上面举过的一个例子［第53～54页］：“EswarmiraufderSchwestBrustsoschwer”在这一句子中，“schwe”的发音是否把这个人有同样价值的发音“bru”通过本身的“前移”逼迫到后面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这样的观点：由于某种特殊的联系，组成“Schwe”

的发音本身以这种方式突出出来。这种联系只能是这样的：“Schwester”（妹妹）——“Bruder”（弟弟），也许还可以这样解释：“BrustderSchwester”（妹妹的**），是这种联想使人们与另外一组思想联系起来。正是这种隐藏于这些现象之后的无形的东西供给了“schwe”这个词出现的能量，这样就产生了讲话时的失误。

通过对其他的一些口误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这种真正的干扰因素，在发音和意思上和这个隐藏的单词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为歪曲和重组这个单词或表达——这个单词或表达与人们的粗俗的欲望相联系——其根本目的是：利用这种机会来暗示这种被压抑的思想或欲望的存在。另一方面，对单词的这种操作是如此的频繁，以致很难找到突出的东西，即使它并非意指人们的欲望。归于这一类的很多，如Eischeissweib（替代，Eiweisss）[54]，ApoposFritz（替代，àpropo）[55]，Lokuskapit?l（替代，Lotuskapit?l）[56]，等等。或许，圣玛丽·玛度兰的[57]Albüsterbachse[58]（替代，Alabüsterbüchse）以及“IchfordereSieauf，aufdasWohlunseresChefsaufzustossen”［见第54页］等只能是一种潜意识的文字游戏，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人们存心要表达的东西。如果我是那个受到人们敬重的首长，在庆典仪式上，讲话的人表现出了口误，我会考虑使用罗马人的智慧，让这些士兵庆祝胜利的时候用唱讽刺歌曲的形式表达出他们对这个所尊敬的人内心存在的谴责。——梅林格尔也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一个人讲话，由于这个人是这里最年长的一个，因此他用了一些礼貌用语，这主要出于对他的敬重，使用了这样的称呼：“Senexl”[59]或“altes（老）Senexl”，“Prost（保重身体），Seesl！”他对自己的这种失误感到震惊（梅林格尔和迈耶尔，1895，第50页）。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对他的这种情绪就不难解释了，“Mtesl”与这个侮辱性的表达“alterEsel”（老蠢驴）有密切的联系。他可能由于对长辈的不敬行为而受到过强烈的惩罚（是童年时期使用过的词语的再现，这源于对他的父亲的尊敬）。

我希望读者不要忽视这些解释——对这些解释是无须证明的——及我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我收集的例子的解释在价值上的差异。如果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即使明显很单纯的口误也追踪到这种存在于表达的内容之外的半压抑状态的思想，那么我就企图用同样的方式去观察梅林格尔的发现——这些发现本身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位作者说，一种使人感到奇怪的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出现了口误；而且，对一些敏感和诚实的人而言，如果我们告诉他出现了失误，他还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但是我不会像梅林格尔一样说得那么绝对，即“没有一个人会……”对在口误发生后的情绪进行具体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其本质上是一种羞耻情绪。这会使我们联想到在我们无法回忆起来一个名字时出现的烦恼情绪［第6页］。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我们会坚持回忆这种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记忆内容［第30～31页］。这表明，某种动机在这种干扰的出现上起着重要作用。

当对一个名字的歪曲有存心侮辱人的性质，那么，用潜意识口误的方式表现的情况则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迈耶尔报告说，有一个人在说“Freud”（弗洛伊德）时，却说成了“Freuder”，因为不久前他提到了“Bleuler”[60]（梅林格尔和迈耶尔，1895，第38页），还有一次他把这种方法说成是“Freuer-Breudian”治疗方法，他或许是一位学者，但他肯定不会热衷于我们的方法。在下面关于笔误一章里，我会报告有关名字的歪曲方面的例子，当然我们不会用其他的方式对此进行解释［第76页］。[61]

在这些情况下表现出干扰因素是人们的一种指责态度，而且，由于它与讲话者的意图不一致，这种指责不得不搁弃一边。

另一方面，用一个名字替代另一个名字，错误地说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以及通过口误的方式对一个名字的认同等，都表明人们存在一种情感，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能完全地将这种情感表现出来。费伦茨描述了他在上中学时的这方面的经历：“当我在吉纳西姆（中学）第一班时，我有生第一次要在公众面前（在全班的前面）朗诵一首诗歌，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很害怕一开始就被爆发出的笑声打断，老师也告诉我安排我这么做的原因。我给这首诗歌取名‘AusderFerne’（来自远方），但我并没有说出原作者的名字，而用了自己的名字。

作者的名字是亚历山大·皮特，更换名字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姓是一样的，但其真正的原因无疑是这样的：在潜意识中，我已经将自己和这个英雄诗人等同起来，尽管在意识中，我对这个诗人的爱和尊敬已经接近于崇拜，在这个失误的背后隐藏着可怜的抱负情结（ambition-plex）。”

从这种极端个人特质的动机出发，我对另一个例子做公开的分析，当然我也不知道同样的解释是否适合这种情况。在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上[62]，我的癔症理论引发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在针对我的一次激烈争论中，我的一位精力旺盛的对手，不断地出现口误，他使他自己站在我的立场上，以我的名义讲话，他说：“大家都知道，布洛伊勒和我证明……”，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而我对手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这个例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情况下都表现出名字交换的口误——都使我们注意到，这些口误并非由于发音上的相似引起，而唯一的解释是，个人资料中的隐含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在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人们对自己说出的内容的自责倾向也会促使人们产生口误，甚至去替代与表达的思想相反的内容。在观察过程中，你会惊奇地发现，文字表达本身往往抵消了它本身的含义，而口误则暴露出人们的这种虚伪。[63]口误模拟了这种内在过程的具体表现——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些内容人们不希望说出来，这时口误便成为人们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如下面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男人对所谓的正规的**方式不以为然，并因此和一个女子展开了争论，而据说这个女子是一个喜欢卖弄风情的人。他说：“如果她要和我同房，她不久就会放弃她的‘koёttieren’（一个不存在的词）。”毫无疑问，他要说的是另一个词，即koitieren（**），实际上这种替代的真正意图是表达出这个词kokettieren（卖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