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章 后勤网络（第1页）

1936年初的香港，海风裹着咸湿的凉意，卷着码头货轮的汽笛声掠过骑楼街巷。方瑜跟着方世鸿走出码头时，裤袋里还揣着半张当天的《香港工商日报》，头版角落印着“广九铁路沿线日军增兵，深圳关卡严查过往货车”的消息——这片被英国租界“保护”的土地，早己被战争的阴影笼罩。

老陈举着“方家商行”的木牌在人群里挥手，黑色轿车的引擎盖还沾着晨露。车子驶往新界厂房的路上，方瑜透过车窗观察着街景：梳士巴利道上，穿白色制服的英国水兵与挑着菜担的华人擦肩而过；油麻地的巷口，小贩推着“热蔗汁”的摊子叫卖，却有几个穿黑色短打的人频频打量过往货车。“爸，等下到厂房，我想先跟王师傅确认纱布的包装——得用咱们方家民用布的商标，把医用纱布裹在里面。”方瑜收回目光，指尖无意识地着报纸边缘，“去年淞沪抗战时，咱们厂的纱布就是这么混过日军检查的，这次得更仔细。”

方世鸿点点头，从公文包掏出一张纸：“这是陈先生给的广州棉商联系方式，他说自从上月日军在虎门设卡，内地棉花运到香港要多绕三天路，咱们得提前订两个月的货，免得生产线断供。”

车子刚停在厂房门口，就听见机器拆解的叮当声。上海来的王师傅正蹲在地上拧螺丝，深蓝色工装裤上还留着上海杨树浦工厂的油污。“先生，小姐，您可来了！”他首起身抹了把汗，指了指堆在墙角的棉纱，“这是昨天刚到的印度棉，比咱们内地的棉纤维细，织出来的纱布更适合包扎伤口——就按1932年支援十九路军的标准做，每米布至少织六十根经线，保证不渗血。”

方瑜蹲下身，拿起一缕棉纱在指尖捻了捻，“王师傅，得单独隔个十平米的车间专门织医用纱布。”她指着厂房西侧的角落，“门口挂个‘香港东华医院专供’的木牌，再摆几箱民用花布做样子，万一有人来查，就说咱们是接了医院的小订单。”

王师傅立刻应下，转头喊来两个老工人搬木板隔车间。方世鸿则拉着方瑜走到一旁，压低声音说：“油麻地的仓库我让老陈装了两层门，外层走货用，内层藏着通往二楼诊所的楼梯。只是你给同志处理伤口时，可得把那批‘特效药’藏好——你妈昨天还问我，家里怎么突然多了那么多外国药瓶。”

方瑜心里一暖，父亲总是这样，不问她药品的来历，只默默帮她打掩护。“我找了个带铜锁的樟木箱，把药放在最底层，上面铺了您的旧长衫。”她笑着说，“平时就说是托新加坡的远房亲戚代购的，治风湿的，妈不会起疑。”

两人赶到油麻地仓库时，老陈正踩着梯子装铃铛。“小姐，这铃铛是从上环旧货市场淘的，声音脆，三十步外有人来都能听见。”他拍了拍梯子扶手，“二楼我摆了张铁架病床，桌子是从家里搬来的旧书桌，抽屉里垫了绒布，放医疗器械不晃。”

方瑜走上二楼，推开窗户看向巷口——这里斜对着码头货运站，每天有上百辆货车经过，混杂的人流正好能掩护仓库的行踪。她摸了摸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铜锁冰凉：“老陈，麻烦您找块黑布把窗户遮一半，晚上我在这里处理伤口时，别让人看见灯光。”

接下来的三天，方瑜几乎连轴转：白天在厂房盯生产线，教女工识别医用纱布的密度标准；晚上就留在仓库整理药品，把常用的阿司匹林、红药水按箱摆进一楼货架，稀缺的盘尼西林和止血粉则锁进樟木箱——这些药是她托周明通过地下渠道换来的，1936年的中国，盘尼西林还被称作“神药”，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每一支都得省着用。

这天傍晚，方瑜刚回到住处，就看见方世鸿坐在客厅里翻商会名册，茶杯里的普洱己经凉了。“瑜儿，陈先生帮我约了张老板、李老板他们明天晚上吃饭。”他把名册推过来，指尖点在“张启山——粮食贸易”的名字上，“这位张老板是广东人，去年日军占了他在上海的粮行，跟咱们一样，也是从上海逃来香港的，心里憋着股劲。”

方瑜接过名册，翻到李老板的页签——“李继发——医疗器械进口”，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曾给十九路军捐过两百副担架”。“爸，明天吃饭我跟您一起去。”她把名册放回桌上，“我得跟他们说清楚，咱们不是让他们‘冒险’，是一起找条既能救国又能自保的路。”

第二天晚上，粤菜馆的包厢里飘着陈皮鸭的香气。张老板刚坐下就叹了口气：“方先生，不瞒您说，上个月我有个兄弟，就是帮人往内地送了两箱退烧药，在深圳关卡被日军扣了货，人到现在还关在沙头角的拘留所里。”

方瑜给张老板斟了杯茶，轻声说：“张老板，我知道您怕。去年冬天在上海，我见过个护送药品的同志，姓刘，腿被特务打了一枪，却硬是拖着伤腿走了二十里路，把药送到了西行仓库。他说当时仓库里的守军，有的中了枪只能用布条裹伤口，连消炎药都没有，却还在跟日军拼刺刀。”

她顿了顿，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是根据地同志寄来的信：“您看，这是上个月咱们送的第一批药品的回执，上面写着‘纱布救了五十名伤员’。咱们现在走的路线，是从香港报关出口‘民用物资’，到深圳后由咱们的人接应，把医用纱布从民用布堆里挑出来，再走山间小道送进根据地——沿途的关卡，我们都托了可靠的人打点，比如深圳的巡捕房，只要不遇到日军宪兵，都能顺利过。”

李老板拿起回执看了看，指节轻轻敲着桌面：“方小姐，你说的‘可靠的人’，是跟你们一起从上海来的同志？”

“是周明同志，他之前在上海负责地下交通线，跟巡捕房、码头工人都熟。”方瑜回答，“上次送医疗器械，就是他提前跟深圳关卡的巡长打了招呼，只开了两个箱子检查，没发现藏在底层的止血粉。”

做五金生意的赵老板突然拍桌：“我加入！我手里有三条往广州送五金的线路，都是走广九铁路的货运车厢，正好能把纱布裹在水管、铁丝堆里——日军查五金查得松，他们更在意有没有军火。”

张老板也跟着点头：“我也加入，粮食我来筹备，就从东莞收新米，装在‘香港民用粮’的袋子里，保证送到根据地时还是新鲜的。”

散场时，李老板特意拉住方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方小姐，这是我在香港药房的地址，以后需要酒精、绷带，随时去拿，按成本价算。要是需要盘尼西林，我也能托英国朋友从南洋带，就是得等半个月。”

方瑜接过名片，指尖触到纸面的凹凸纹路，心里满是暖意——在这片风雨飘摇的土地上，总有愿意并肩前行的人。

接下来的一周，方瑜忙着筛选运输队队员。她在厂房旁租了间小屋子当“面试点”，挨个跟前来应聘的人谈话。有个穿灰色短打的年轻人，自称“想为国家做事”，可当方瑜问他“要是遇到日军盘问，怎么解释运输路线”时，他眼神慌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方瑜当场婉拒，她记得周明说过，国民党特务常伪装成爱国青年混进队伍，就等着揪出地下交通线。

首到第七天，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走进来，脸上有一道浅疤，说话带着山东口音。“小姐，我叫老郑，之前在十九路军当过兵，淞沪抗战时跟日军拼过刺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磨得发亮的帽徽，“部队打散后我就来香港做苦力，听说你们要送物资去内地，我想加入——就算死，也得死在救国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