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第2页）

2．儒宗叔孙通

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趁项羽远在齐国作战，纠集诸侯一举攻破了项羽的都城彭城。

叔孙通此时正带着一百多名儒生弟子留在城中，有点像后代的“教团”。他本是秦二世任命的秦博士，见二世无道，秦朝将亡，就逃回老家鲁地薛县，当时薛县是陈胜的地盘；不久陈胜被杀，他就依附占领薛县的项梁；项梁一死，他归属楚怀王熊心；楚怀王被项羽“暗杀”后，他又归附项羽，留在彭城。

叔孙通换了这么多君主，见刘邦入彭城，毫无意外投降了刘邦。不仅如此，他听说刘邦讨厌儒生，又迅速脱下儒袍，换上楚制短衣，以取悦刘邦，刘邦为此很高兴。

师傅如此，那一百多名弟子也如此。弟子们总是提醒叔孙通，要尽快把他们推荐给刘邦做官。但当时楚汉相争正炽，叔孙通告诫弟子们先忍着，别着急“变现”，相反，为了在刘邦面前显示自己有用，叔孙通把这些年结识的各路壮士、流氓、游侠之类推荐给刘邦卖命，这再一次博得刘邦的好感。于是刘邦也拜叔孙通为博士，封为“稷嗣君”，就是“继承儒家稷下先生传统”的意思。

终于熬到刘邦战胜项羽，在定陶称帝。叔孙通发现，刘邦的功臣们极其粗鲁，不知礼仪为何物，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喝醉了就大呼小叫，有时候还会谈起刘邦微末时的往事。刘邦对此很是不安，叔孙通于是自告奋勇说：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5

这句话透露了一个信息：尽管叔孙通来自儒学的圣地鲁，也曾亲见秦朝的宫廷礼仪，还能带领一百多儒生弟子，是货真价实、水平不俗的儒生；但是，他和这一百多弟子竟然没有能力为汉朝设计礼仪，仍需要去鲁征召新的儒生！这就说明，直到汉初，儒家尚不拥有一套比较成熟或者普遍认可的礼乐制度，对周代的礼仪是什么也没有定论。

叔孙通显示出他过人的魄力，他认为，儒家未必要因循旧制，非得求周代的做法，而应该参酌三代，参考秦朝，结合当下的人情习惯来制定，“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6。叔孙通使用儒学的这种理念，对汉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从定陶到鲁没有多少路，叔孙通很快就到了。

鲁，实在是对中国关系太大的一个地方。孔子在鲁发展了儒学，强调“述而不作”，以传承整理为主，不另起炉灶来创造。用清代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

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7

孔子创制儒学，不是自创，而是通过整理周代的“政典”来表达政治主张。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学家所说的“史料”或是“档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宁说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书》这样的“红头文件”“政府白皮书”，也有《仪礼》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诗经》这样的“内参”。即使是孔子亲自编纂的《春秋》，也是依据鲁国的“大事记”而褒贬成书。总之，儒学与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鲁地儒生的知识谱系也最为醇粹。

但是，孔子创制儒学，是想通过儒学来解决春秋时期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儒学是在春秋“邦国时代”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都渴望能有一个邦国挺身而出，通过行王道来怀柔远人，消弭纷争战火，重建礼乐文明，实现“历史的终结”。

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邦国时代”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帝国时代”。帝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也没有猜想过。也就是说，儒学从来就不是为“帝国时代”而设计的，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

即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目睹了主要邦国纷纷变法以及郡县制、官僚体制已见端倪，主张效仿后王，融合礼法，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国，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也仍然没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现。

从邦国到帝国的“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孙们，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在“焚书坑儒”8中也受到重大打击。秦末战争中，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项羽死后，关东地区闻风降汉，唯独鲁国不屈。刘邦围困鲁都曲阜，一度想要屠城，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不辍。

是他们驽钝愚蠢吗？是他们从容不迫吗？

似乎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儒学要不要“入局”，是去适应帝国时代，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这又是一个问题。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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