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第1页）

一、驯服君主

1．新朝四友

孔子对自己的弟子们有过期许，叫作孔门四科：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在后世的今文经学家眼中，这体现了素王孔子培养弟子以建立理想政治的心愿。说得直白些，就是让弟子们组织理想政府——德行，就是孔子的继承者，下一任圣王，比如颜渊；言语，负责外交，比如子贡；政事，相当于丞相，比如冉有；文学，负责教化，比如子游、子夏。

新朝也有四位“朋友”，考虑到他们的行迹，差可比拟：德行，即王莽；言语，即桓谭；政事，即刘歆；文学，即扬雄。

始建国元年，王莽甫登帝位，国师刘歆已经着手设计新朝的改革。他俩共同的老朋友，六十二岁的扬雄，终于不再担任黄门郎这个低级侍从职务，成为新朝的中散大夫。在汉朝，黄门郎是无数贵戚子弟、有为青年仕途的起点，王莽也曾在这个职位上“过渡”过几个月，扬雄却待了半辈子。现在，他虽然成了中散大夫，但“散”字说明他没有固定职责，仍然像从前一样，既不去“侍从”或“顾问”皇帝，也不在意仕途升迁，照例去天禄阁读书校书。

昔日的朋友一个当了皇帝，一个成了国师，扬雄就很少和他们见面了，不过他收了刘歆的儿子刘棻当弟子，教他“文字学”1；另外，他们另一个共同好友桓谭，还常常写信辩难或是登门拜访，这足以宽慰本就对人事比较豁达的扬雄。

桓谭是王莽、刘歆和扬雄的“小兄弟”，到始建国元年也已四十五岁，从汉朝的谏大夫升任新朝九卿之一“典乐”2的属官典乐大夫，继承了他父亲在汉朝担任太乐令的衣钵。世事变迁，往往如此，故人老去，新人又来，汉成帝妃子班婕妤的弟弟班稚，也曾是王莽的好友，但他在担任绣衣使者为王莽“采风”时拒绝收集祥瑞，已经退出王莽的圈子，不过，他七岁的儿子班彪时常来找扬雄和桓谭玩。

多年以后，班彪的儿子班固说，儒者选择出仕或是不出，各能获得“道”之一部分，《易》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所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3。

班固说的就是儒者的品质，也即“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儒者不能一味追求归隐，浪费掉一身道术；也不能贪恋禄位，忘记儒者的本分。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选择入仕，什么时候选择出世？这种判断力体现着儒者的品质。

古人说君子如玉，儒者的品质就像玉的光泽，需要在特定的政治状况下才能折射出来。如果说政治家最重要的品格是决断力，那么儒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判断力。

当时，汉新交替并不纯粹是权力的更迭，而是彻底抛弃秦政，纯用周政的历史抉择，是关乎华夏文明走向、“天下向何处去”的政治时刻。自汉元帝始，朝廷上到高官，下到属吏，儒者越来越多，这里面有些是精通儒学、师法明确的经师，也有些不以儒者自居但具有儒学素养的官员，他们各自做出了不同选择。

同样是现任的儒家官员，有的如治严氏《春秋》的马宫，以及死在新朝成立前夕的孔光，都当过宰相，因为位高权重而被尊为“儒宗”，是王莽的坚定支持者；有的如汉哀帝的大司空彭宣、光禄大夫龚胜、丞相司直郭钦、兖州刺史蒋诩等，见王莽执政，或是辞官，或是称病，纷纷回归乡里。

同样是儒家名士，有的如琅琊郡的纪逡、沛郡的唐林和唐尊，都出仕王莽，两唐后来还在新朝封侯，居公卿位；有的如齐国的栗融、北海郡的禽庆、苏章以及山阳郡的曹竟，则不仕新朝。

还有一部分人则像桓谭，先为王莽效力，后来主动疏远，最终转入刘秀旗下；而王莽信任的侍中杜林，最后官至东汉大司空。

王莽当然尊崇儒学，他仿照周文王和孔子的“四友”，为太子配置了“四师”“四友”“九祭酒”。“四师”是前任大司徒马宫、原汉少府宗伯凤、博士袁圣、京兆尹王嘉；“四友”是尚书令唐林、博士李充、谏大夫赵襄、中郎将廉丹。这八人主要是具有儒家背景的高官、当世名士或名师，他们既充任太子官署的官员，也是太子的“导师团”“交际圈”；

“九祭酒”则是九位“任课教师”，其中六经祭酒均是一时名儒、谶纬名家，主要是今文经学经师，包括“讲《春秋》祭酒”左咸、“讲《诗》祭酒”满昌、“讲《易》祭酒”国由、“讲《书》祭酒”唐昌、“讲《礼》祭酒”陈咸、“讲乐祭酒”崔发4。此外还有“师友祭酒”，相当于“班主任”，王莽很重视人选，特意派谒者持印绶带着专车去延请已经辞官的龚胜，龚胜婉拒不成，绝食而死。剩下的“侍中祭酒”“谏议祭酒”，应该是“辅导员”一类，史书未载人选，但也当是儒生。

由此可见，尽管王莽明确尊崇儒家，且获得大部分儒者支持，但并不存在一个行动一致的“儒家集团”，儒者们各有立场、各有选择。出仕的，有人真心相信王莽，愿意跟随他开万世太平；有人未必相信，但愿意投机，做一番事业或是博得禄位。不出仕的，有人是与新朝改革的设计师刘歆早有过节，如龚胜；有人是忠于汉室，要当伯夷叔齐，如薛广；有人不相信王莽是圣王，不愿意跟随；还有人预判将来会天下大乱，不如远走避祸。

谁的判断力是正当的？

历史终会证明，并检验他们作为儒者的品质的成色。

现在，新朝显示了宏大的儒家开国气象，连皇帝都是儒者。儒者的至高理想就是由圣人当王，这颇似苏格拉底所说的“由懂得统治的人统治”，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就政治哲学的这一理想模式而言，的确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面对满朝儒冠博带，从国师刘歆到太学里某个默默无闻的博士员弟子，是否有人会想起当年高皇帝向儒者帽子里撒尿的事？是否有人会想起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公孙弘、夏侯胜、贡禹、萧望之等汉朝儒臣？是感到欣慰、喜悦，还是懊悔、惶恐，抑或虚无、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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