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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抽根烟。”
林远帆没有同意。这里是看守所,不是会议室。
高峻把手放下来,放在膝盖上。这个在临河官场纵横了十二年的人,终于放下了所有姿态。
“从什么时候开始查我的?”他问。
“从你第一次说‘以大局为重’开始。”林远帆说,“我父亲说,当一个人总把‘大局’挂在嘴边的时候,你要问他——你口中的大局,是谁的大局?”
高峻没有说话。
“还有一件事。苏正国当年签字的审批记录,我查了。他签了字,但签字之前他给你写过一份书面意见,明确反对规划变更。那份意见书,被你从档案里抽走了。你压下了反对意见,然后又拿他签的字做挡箭牌。这件事,你没告诉苏荷。因为你,她为父亲背了十几年良心债。”
高峻的嘴唇动了一下。这是他整个晚上第一次露出意外的表情。
“苏正国的反对意见书,被我从周文彬的遗物里找到的。你当年压在档案室最底层,周文彬十年前调阅档案时发现不对,复印了一份收着。他把原件交给了韩秋萍,韩秋萍交给了我。苏正国反对过。他没有背叛他女儿。”
高峻低下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开口。
“我第一次收龙振海的钱,是二〇一四年。那时候我刚当上常务副市长,想在临河干出点名堂。龙振海说,高市长,你不用为难,这点心意是给你跑项目的,你一句话的事。我想——”他苦笑了一下,“我想,这就是句话的事。整个临河谁不是这么干的?”
“后来呢?”
“后来就不是一句话的事了。是两块地,是三笔资金,是一个又一个章。每一个章背后都有他送我的钱。我不敢不收。收了,我是他的人;不收,我是他的敌人。在这个位置上,当他的敌人很危险。”
“所以你一直收下去。”
“所以我一直收下去。”高峻抬起头,看着林远帆,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收到最后,我自己都记不清收了多少。每年春节,他让人送一箱‘茶叶’——茶叶盒里是钱。我都懒得拆了,直接塞进储藏室。等我想拆的时候,储藏室已经堆满了茶叶盒。”
审讯室里只剩下日光灯的嗡嗡声。窗外,临河的夜色沉沉的,远处火车的汽笛声被高墙隔得很远。
“林主任,”高峻说,“能不能让我见一次你父亲?”
“我父亲十五年前就去世了。”
“我知道。”高峻说,“我是说,他的照片。那本笔记本里夹着的照片。”
林远帆看着他。这个人在向一张照片请求宽恕。也许他知道自己永远得不到了,但他还是想试试。他把父亲笔记本里那张黑白证件照翻出来,从文件夹里抽出来,放在桌上,推了过去。
高峻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的林建国和他记忆里一样——白衬衫,短发,眼神很正,嘴唇紧抿,像是在说四个字:实事求是。
他把手放在照片边缘,没有去拿,只是碰了一下。
“林市长,对不起。”
高峻低下头,肩膀轻轻抖动着。没有声音,但林远帆知道他在哭。为他自己哭,为刘大江哭,为李蕊哭,为那些他欠了一辈子良心债的人哭。
窗外的夜终于安静了下来。这座城市的伤口,从这一夜开始,慢慢缝合。
同日深夜。省纪委专案组正式宣布:
高峻被立案审查,移送司法机关。
龙振海被全国通缉,名下振海地产及关联企业全部查封,水云间被贴上了封条。
潘大勇被批捕。孙全因主动交代、配合调查,被从轻处理。马德保被免去科长职务,调离审批岗位。
周文彬仍躺在ICU里,但心电监护仪上的波纹平稳而有力。他的妻子守在床边,手里握着他的手。她说等他醒了,给他炖一锅最软的粥。
同一天晚上,韩秋萍被临河市委推荐为下任市长的考察人选。她在办公室里收拾那十五年的沉默——那些她看过但没有签过字的文件、她听过但没有发过言的会议记录、她想说但没有说出口的话。她把它们一页一页收好,放进档案袋里。档案袋上写了一行字:已办结。
第二天,临河市住建局召开全员大会,通报了马德保的处理决定。散会后,有一个年轻科员在走廊里拦住领导,说他想申请去接访窗口工作。他说,刘大江扛了二十年,总得有人替他扛一回。
同一天,孙全的女儿小禾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了心脏手术。手术很成功。她醒过来的时候,第一句话是:“爸爸,你是不是不用加班了?”孙全蹲在病床边,把脸埋进女儿的小手里,说了两个字:不用。
同日下午。临河日报社。
苏荷敲完最后一个字,点了发送键。光标在屏幕上闪了一下,然后弹出“发送成功”的提示框。她把键盘推开,靠进椅背,拿起桌上那张照片。照片上的李蕊笑着,圆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站起来,走出报社。阳光有点晃眼,街上的一切都亮晃晃的——路边的煎饼摊、公交站牌下等车的学生、牵着狗过马路的老头,都像是刚刚被一场大雨洗过。她忽然想,十二年了,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等一个真相。现在真相出来了,她才发现,她等的不是一个真相,她等的——是一个人。那个喝白水不吃香菜的人,那个问她“你还吃辣吗”的人,那个接了她用十二年青春打过去的电话的人。
手机响了。林远帆发来的微信,只有一行字,约在拉面馆见。
拉面馆。还是火车站旁边那一家。还是那种被煤灰蒙了一层、不太干净的门面。还是那个认识苏荷的老板。还是一碗多放辣,一碗不要香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