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动（第2页）

“对了，还有一件事。周文彬昨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他想交代一些问题。你最好抓紧。”

说完，她推开门，走进了早晨的阳光里。

林远帆坐在桌边，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份泛黄的会议纪要，纸张已经发脆，但字迹清晰。会议时间：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议题：关于纺织厂棚改项目配套用地规划调整的协调意见。纪要最后一段写着——

“……高峻同志强调，纺织厂棚改项目是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从全市发展大局出发，加快推进配套用地的开发建设。对于部分同志提出的不同意见，高峻同志表示理解，但要求必须服从大局，个人意见可以保留，组织决定必须执行……”

“必须服从大局。”

“个人意见可以保留。”

“组织决定必须执行。”

林远帆把这几个字圈了出来。他见过太多这样的措辞——“大局”、“组织决定”、“统一思想”——它们本身没有错，但在某些人手里，它们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变成了压制不同声音的武器，变成了一堵又一堵铜墙铁壁。

手机震动了。

是秦小川打来的。

“林主任，有两件事。第一，赵刚支队把他整理的完整调查材料交过来了，李蕊案的疑点、账目的漏洞、车牌的归属，全部梳理得很清楚。第二，孙全——”

“孙全怎么了？”

“他昨天晚上打电话到专案组，说要交代问题。我今天早上跟他见了一面，他把改接访记录的事全都说了。是谁让他改的，怎么威胁他的，全部交代了。”

“谁让他改的？”

“他说，电话是一个他不知道的号码打来的，对方从来没有报过名字。但有一次，他去水云间送材料的时候，听见过那个声音。”

“谁的声音？”

“龙振海的司机。姓潘。”

水云间。又是水云间。

“还有一件事，”秦小川的声音低了一些，“孙全说，那些人知道他女儿在哪个学校、哪个班、主治医生叫什么。他说他不怕坐牢，但他怕他女儿出事。我建议对他启动证人保护程序。”

“同意。你马上去安排。”

“还有——高峻的秘书今天上午来过专案组，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出阶段性报告。我说还在查。他说，上面的意思是尽快。”

“什么上面？”

“他说是‘市里的意思’。”

林远帆握着电话，看着窗外那条老巷子。阳光照在青石板路上，照在墙根的青苔上，照在那口冒着热气的大铁锅上。这座城市看上去那么平静，那么日常，那么柴米油盐。但在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正在涌动。

一个副市长，沉默了十五年，终于开口说话了。一个当了十年老黄牛的警察，把他十年的心血整理成材料交上来了。一个溜须拍马的□□干部，为了女儿决定不再配合黑恶势力。一个在漩涡里挣扎的国土局局长，说他想交代问题了。

而那些坐在高处的人，开始着急了。

“尽快”两个字，不是催促，是威胁。

同日上午九点。市国土资源局。

周文彬的办公室在六楼，窗明几净，桌上摆着两面小旗子——一面国旗，一面党旗。墙上挂着一幅临河市地图，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注着各个在建项目的进度。作为国土局长，他的办公室在这个城市里不算最大，但一定是最忙的——电话不停地响，文件不停地送，来汇报工作的人不停地敲门。

但今天，周文彬关掉了手机，拔掉了座机的电话线。

他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材料。材料是他自己写的，手写，十几页纸，字迹从工整到潦草，从有条有理到密密麻麻。他写了三天，改了三遍。

他不是没有犹豫过。他今年五十二，正处级，还有三年就有资格提副厅。妻子是中学老师，儿子在省城上大学。房子在市政府家属院，一百四十平米，贷款已经还清了。在临河，他是个人物，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他打招呼：周局，您来啦。周局，您慢走。周局，改天一起吃饭。

但他也是龙振海的常客。

水云间的贵宾区，他去过不止一次。那些觥筹交错的夜晚，那些逢迎的笑脸，那些被敬酒的漂亮姑娘——他都享受过。一开始他觉得这是应酬，是工作，是官场上的“社交礼仪”。后来他发现，这不是社交。这是交换。你用你的权力买单，账单总有一天会寄到。

刘大江死的那天晚上，他正在水云间喝酒。第二天早上看到新闻，他端着茶杯的手开始发抖——那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和窗外的热风毫无关系。

李蕊的坠楼，他是后来才知道的。那个纺织厂的小会计，发现了他当年在协调会上反对过的那笔账目问题。他反对过，但反对被“大局”压下去了。然后李蕊死了。定性是自杀。

两件事，隔着六年，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他知道，如果他不开口，林远帆早晚也会查到他。也许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但总有一天。那些账目、会议纪要、车牌照、通话记录，每一块拼图最终都会拼到他面前。那时候再开口，就不是“交代”了，是“被捕”。

他写完了最后一段。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把材料装进去，封好。信封上写了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