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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常安不回答。

“你说了给我做红烧肉的。”

不回答。

“你说等我发了工资请我吃饭的。”

不回答。

“你骗人。”

常平蹲下来，把脸埋在床边，肩膀剧烈地抖。

我站在一旁，没有哭。

哭不出来了。

眼泪在凌晨一点二十三分的时候，已经流完了。

葬礼在三天后。

那天也下着雪，不大，细细的，像有人在很高的地方撒盐。

来的人不多。便利店旁边的五金店老板，那个半夜路过的出租车司机，常买烟的中年男人，常买盐的老太太，那个妈妈带着的小女孩也来了。小女孩穿得很厚，像一只小熊，手里拿着一张画。

“阿姨让我画的。”她说。她把画递给我。

画上是一个便利店。门开着，灯亮着，门口站着一个穿围裙的人，笑着。画得不太好，人的脸是歪的，手臂一条长一条短。

但我认识那个人。

那是夏常安。

那是小女孩眼里的夏常安。永远在笑，永远站在亮着灯的便利店里。

我蹲下来，接过那张画。

“谢谢你。”我说。

“阿姨去哪了？”小女孩问。

她妈妈拉了拉她的手，小声说“阿姨去了很远的地方”。

“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不回来了。”

小女孩歪着头想了想。

“那我可以去她的店里买东西吗？”

“店关了。”

“为什么？”

没人回答。

没人能回答。

因为店不会关了。

店会一直关着。

就像她不会回来了。

永远不会。

葬礼之后，我回了便利店。

常平把钥匙给了我。

“姐说，店给你。”他说。

“我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