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7章（第3页）

这场以赎罪为初心的极致推行，无意间踩中了工业萌芽与大航海时代的发展规律，让大宋的发展驶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

而这一切，皆在赵俣的冷眼掌控之中，成为大宋崛起的关键推力。

与此同时，在赵俣的领导下，大宋的其他官员也在疏通内河航道，整修加宽陆路驿道和铁路，加速研发火车、汽车、轮船、飞艇甚至是飞机等工业商品，严打商路匪患与官吏盘剥，保障货物在境内外高效流转，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以实业生产支撑海贸输出，以外贸利润反哺实业发展，形成闭环式的经济增长模式。

为稳固商业发展根基，李纲亲自抓统一全世界的度量衡与流通货币，完善商事契约律法，将民间商贸的权责、交易、纠纷处置细则明文定规，消除商贾经营的后顾之忧，激发民间资本的投入热情。

如此，无数富商巨贾摒弃重农抑商的旧念，将资产从田庄转向工坊与船队，合股组建远洋商队，申领出海凭引，或者加入朝廷制定的大铁路计划，投身全球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

商业势力的迅速崛起，成为支撑大宋国计民生的核心力量。

国库因海贸税赋与工坊商税充盈，民生因商贸兴盛日渐富足，大宋的经济形态悄然向工商主导、海贸为核的新模式转型。

到了此时，土地税已经占了大宋的财政收入不足两成。

在这期间，赵俣也没有忘记选拔和培养自己的继承人。

经过一番考察和比较，赵俣渐渐选定了自己的继承人。

这个人就是麻晓娇给赵俣生的第一个儿子赵棣。

老实说，赵棣并不能算是一个全才，他有些太过偏武功方面了。

这实际上与已经打下全世界的大宋现在偏文治有些不符。

赵俣一开始也没想选择赵棣当自己的继承人。

只是，两年前，中亚的残余圣战力量，暗通中亚乃至西域的旧世残余势力，私藏军械、截留大宋的商业火车，更甚者在葱岭一带竖起“复邦”旗帜，动摇大宋在中亚的封国不说，甚至有撼动大宋本土西疆根基之意。

此事出现了之后，不少保守派大臣主张动用大宋传统的治理内乱的办法，也就是招安。

老实说，大宋这套招安叛上作乱之人，再驱之以弹压其他变乱的方略，是立国小二百年锤炼出的治国精髓。

历史上，两宋三百余载，见于史册的民变与叛乱共计四百三十四起，平均每年一点四次，此起彼伏，却始终无一次能动摇国本、倾覆社稷——北宋亡于靖康之祸，南宋绝于崖山海战，皆覆灭于外邦铁骑，从未因内乱与民变而亡。

其核心便在于这套抚剿并用、以叛制叛的纯熟手段。

仔细想想，这套手段，一可借受招安之人熟悉地形民情，事半功倍；二可令反叛势力自相消耗，不损朝廷精锐；三可将离心之力化为守土之军，化敌为臣，化乱为稳。确实高明。

此法早已成为大宋应对境内动荡的不二法门，屡试不爽，稳如磐石。

此刻中亚烽烟乍起，保守派朝臣所请的招安之策，也并非全都是怯懦避战，而是想用这个承袭大宋二百年行之有效的平乱手段来平息中亚的动乱。

就在这时，赵棣挺身而出，直言：中亚情势迥异于大宋本土，那里距中原万里之遥，大漠阻隔、民情殊异，朝廷鞭长莫及，沿用大宋的招安怀柔、以叛制叛的旧法已然失效。

在赵棣看来，招安只能暂息风波，无法根除隐患，归降者今日解甲，明日便可能复叛，反复滋扰终将拖垮西疆治理，酿成无穷后患。

赵棣认为，唯有以雷霆手段彻底清剿，将作乱势力连根拔除，以铁血镇压立威，方能震慑所有封地藩属，使之敬畏天威，不敢萌生异心，方能保全球疆域长治久安。

赵俣深以为然，摒弃抚绥之议，决意专任武力镇压。

赵俣以赵棣总领西域军政，调集火器精锐与铁路运兵之利，奔赴中亚展开全面清剿，不设招降之门，不留苟且之机，对顽抗者尽数歼灭。

赵棣领命之后，星夜调集神机前军和神机左军以及三万马军，配以足够的军火，以火车急行军三千里。

大军至，以上百门李琳炮轰平圣战力量囤积粮草的古堡，断其补给。

三日内，乱军首领被麾下绑缚献降，中亚圣战力量以及中亚的旧势力震恐，纷纷投降。

这时，赵棣召集中亚的各个诸侯国，派兵同朝廷大军一块剿匪。

仅月余时间，所有反叛力量均被剿灭，赵棣下令铸十年京观震慑宵小，西疆复归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