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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在海外上市了，但我们这批留学生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国效力呢？我心中又开始焦虑了。

次日，我被公司调往伦敦，任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

1998年4月4日，英国伦敦。

刚当选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到访，下榻海德公园旁的一家五星级饭店。

妻子和我出席了中国留学生代表与总理的见面会。

《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呈送到共和国新总理的手中。

我向总理陈述了创办股份制的国家投资银行的三个理由：

第一，变革经济需要得力的政策工具。邓小平同志曾经通过建立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代表的对外窗口成功实施开放政策，本届政府亦可凭借发展以中国国家投资银行为主力的金融机构加速实现其改革目标。

第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投资银行技术对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核武器技术对一国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必须立即着手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有效对付外国投资银行的挑战，阻止其垄断中国资本市场，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三，吸引大批学有所长的留学生回国服务是实施“科教兴国”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经验表明，吸引海外人才回国要有一定的批量，零散的个人常常只能适应环境以求发展，难以开拓局面。国家投资银行的成立将吸引成批金融人才回国，并必将对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学成回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我相信我能说服总理。

回家的路上，我对妻子认真地说：“谢谢！”

妻子慷慨地把我交给了国家。

事情发展的速度出乎我的预料。几天后，新到任国家开发银行的陈元行长在电话中告诉我总理有指示，希望我立即回国面谈。

4月16日，我飞抵北京，径直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办公室。

“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上宣布，决定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陈行长十分愉快地告诉我。

我原计划两天后返回伦敦，但这时我知道必须立即向公司辞职，留下来参加筹备工作，义无反顾。

我给高盛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的语音信箱留言，告诉他们我请求辞职，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并暂为保密，容我等一些日子再回公司办理离职手续。

“我为你感到骄傲！”公司总裁鲍尔森很快回话了，他很清楚这一事件的商业意义。成功组建国家投资银行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业的竞争格局，高盛公司不可忽视这一潜在的竞争者和合作伙伴。

几天后，我首次出席了开发银行的行务会议。陈元行长向在座的行领导介绍：“这是镕基总理给我们介绍来的李山。”

会后成立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陈元行长亲自担任组长，我出任副组长。

筹备组成员除了开发银行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有两位随我从美国一流投资银行辞职归来的留学生。一位是我的同事，高盛公司亚洲股票资本市场部执行董事王兟先生。他曾对国家投资银行的筹建草案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在纽约听到批准筹备的消息后飞来北京参加工作。另一位是摩根士丹利公司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汪潮涌先生，他也立即辞职加入了筹备组。

筹备工作立即开始了。

工作非常紧张，大家都希望早日完成机构申报工作，尽快开始业务工作。

我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水准的与传统的国营金融机构不同的新投资银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由具有海外资深工作经验的金融人才主导经营管理，通过他们带回现代投资银行的技术、管理和企业文化。人才是投资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但要吸引人才和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国家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包括内部管理体制、激励机制、财务制度及人事制度等）都必须遵循国际投资银行业的标准。

这些理念得到了筹备组的支持。

6月5日，经陈元行长签发的《国家开发银行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请示》正式呈送国务院。

在外国投资银行工作的二十多名留学生郑重向国家承诺：“一旦国家批准按国际标准成立国金公司，我们将辞去现有职务回国，全心投入国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

大家充满了希望，随时准备回国服务。

6月15日，华尔街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称雄全球资本市场的高盛公司宣布公开上市计划。报章披露，这意味着公司的资深投资银行家们平均将获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高盛股份。

同日，我飞抵香港，前往高盛亚洲总部，准备在正式辞呈上签字。

提起笔，想起一句话“富贵不能**”，又一转念，“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8月的一个周六，下午6时。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