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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我进入纽约华尔街这个曾令我颇感神秘的地方，在世界著名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从事外汇衍生证券交易工作。

1993年9月，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附近的一家高级酒店，我的临时住所。

房间里徘徊不安的我。

刚才接到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合伙人、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的电话，邀请我加入高盛担任国际经济学家，开创公司的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我犹豫不决。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993年的华尔街最热门的三类工作是：外汇、衍生证券和亚洲市场业务。我此时担任亚洲市场的外汇衍生证券交易经理，似乎没有更理想的工作了，而且公司确实待我不薄。

何况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获取一个成功外汇交易员的巨额奖金和在公司内部的权力。

但是，由于人民币不可以自由兑换，无从交易，我的工作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担任中国经学家则可使我很快了解熟悉国内的情况，为今后回国服务作准备。

我动心了。

回国的计划使我最终选择了高盛。

1996年元月初，美国旧金山。

全美经济学年会在此召开。

我非常高兴地与清华经管学院的两位老同学重聚：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李稻葵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胡祖六。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的时候，他们二位也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两校一街相连，大家过从甚密。毕业后稻葵和我合写了不少文章在学术期刊和大众媒体上发表，经常通过电话讨论问题，彼此十分默契。与祖六平时联系相对少一些。久别重逢，我禁不住告诉他我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

“祖六，我准备回国创办投资银行。”

“什么时候？”祖六似乎并不惊讶，认真地问。

“明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准备组织一批在全球各大投资银行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留学生同一天辞职，与香港一同回归祖国，创办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我有些激动地说。

“好，这才是干大事！”祖六也兴奋起来。

在国外各大投资银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担任高级职务的佼佼者，一些人年薪超过百万美元，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但我知道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愿意长期为外国资本家打工，希望有机会回国工作，与外国老板在中国金融市场一争高下。这既符合投资银行家的冒险精神，又能把他们的才智贡献给国家，发展中国的投资银行业。我相信我能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回国创业。

要实现这一计划我必须做好三件事：

第一，组织一批爱国的海外金融人才。选择人才时要考虑到他们专业技能的互补性，这样才有足够的人才资源创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投资银行，并使每个人充分发挥作用，形成一个共同奋斗的团队。

第二，获取国内有关部门的支持。要在“九七”回归前实现这一目标，最迅速的办法是直接向国务院领导汇报。

第三，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仅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足以领导一家高度专业化的投资银行，我必须具有从事投资银行实际业务操作的经验。

主意已定，我开始一步步地实施自己的计划。

很快，第一个机会来了。

几个月后，公司两位合伙人找我谈话，希望我调任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负责中国市场业务。

我立即答应了这一安排。

我开始寻求志同道合者。

我深知成功创办投资银行的关键是人才，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投资银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必须吸引自己最优秀的海外金融人才回国创办具有国际水平投资银行的原因。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必须找专业上比自己更强、更有经验的人。

我首先找了在世界一流投资银行美林公司担任董事的葛甘牛先生。他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最早进入华尔街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有十分丰富的股票交易经验。

一拍即合。

我们开始草拟给国务院领导的倡议书。

1997年2月25日，一位世纪伟人的葬礼在北京举行。

下午6时，由总裁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先生【1】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朱镕基副总理。显然是另有重大活动，朱副总理迟到了。此时，我与刚从欧洲调任亚洲分公司董事长的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先生坐在车内聊天，等候被接见。

“邓小平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人物，他二十几岁就成功地指挥数万的红军，这足以证明领导才能是天生的，无须按部就班地在工作中学习。”出校门不到两年就升任执行董事的我故意很肯定地说。

“是的，我同意。”董事长点点头，“我刚从学校毕业进入高盛就觉得一步步升迁太慢了，于是向上司建议让我去欧洲这个未开拓的市场试试。上司说可以考虑，我当天就飞到伦敦，一手开创了高盛的欧洲业务。”这位刚四十岁就跻身高盛最高决策层的欧、亚业务主管颇为自豪地说。他突然话锋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