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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

灯火通明的清华大学主楼后厅顶楼。

朱镕基院长为经济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设宴饯行。

按当年标准颇为丰盛的酒席和朱院长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使整个晚宴洋溢着喜庆的氛围。身兼国家经委副主任的院长十分高兴地说，“我一只手把你们从学校送出去，另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经济建设战线上来”，勉励大家立志改革。

我作为81级经1班的一员，也要被院长和老师们送出校门了，但却不能立即投身经济改革，因为学院推荐我考试通过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主持的经济类出国留学考试，即将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我于是走到院长面前，告诉他我将去美国留学。

“哪一所加州大学？是××当校长那所吗？”院长问。

“不是，是戴维斯分校。”我回答。

“你学成一定要回来。”院长盯着我说。

“没问题，我出国经过严格政审，一定会回来。”学院成立之初就担任院团委书记的我肯定地说。

“不是政审的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院长加重了语气。

“那我应当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我也变认真了，开始求教。

“什么都要学，不能只学美国的，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院长脱口而出。

想了想，他提笔在我的毕业留言簿上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他笑着说：“我这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你要好好努力。”

“学生一定不辜负院长的厚望。”我郑重地回答。

两个月后，我在北京机场告别未婚妻，飞越太平洋，到达阳光明媚的加州。

一年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邵斌老师家。

“我是应该尽快学成回国服务，还是转学去顶尖的学府学习？”回国完婚的我仍像在清华读书时那样请教我尊敬的导师。似乎并没有付出全部的努力我就在加州大学获得全优的学习成绩及研究生的最高荣誉——“校董会奖学金”。这使我怀疑自己在这所学校获得的学识有限，大有成为井底之蛙之虞，担心不足以今后回国担负重任。

“如果能进麻省理工学院、哈佛这样的名牌大学，你就在国外多学习一段时间，打一个更扎实的基础再回国。”邵老师建议说。

我想了一下，认真地点点头。

又一年后，妻子和我从加州驾车横穿美国，到达东部的波士顿市剑桥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1993年，留美苦读七载，我终于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至此我在这世界最高学府获得了最高学位，尤其得知自己关于企业资本结构与兼并收购的毕业论文将被美国最权威的金融理论杂志发表，心中颇有几分自得。兴之所至，我把十几年前刚从四川农村县城考上清华时抄来自勉的一首小诗译成英文，打印在毕业论文的扉页上：

Leave　home　when　young　and　ambitious，

&urn　until　learned　and　famous，

Why　bury　your　bones　in　your　hometown?

Each　pla　life　is　green　and　mountainous。

导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教授在我的论文上签字，我故意请他看这首译诗。

“怎么样？”

“好。”

译文得到这位经济学大师的认可，我高兴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