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术在对名流的任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第2页）

我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因为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年有一个在刑部工作的名流，给张居正提意见，说省里的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现在这个样子，容易形成专权，违背“宪法”的；张居正听了，就偏偏让他到地方任他所说的职务，“以难之，使之作法自敝也”。

王世贞这时似乎开始明白过来了，张居正在用一个画饼调着他的胃口，实际上已经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了。于是他打了一个报告，辞职！

这个时候，王世贞想辞职，张居正当然不会同意的。但如果到了张居正忍无可忍的时候，即使王世贞想干下去，也是不可能的了。不过，现在这只名贵的老鼠还不能死，需要它活着。因为，猫，还没有和它玩够呢。

王世贞作为当时文坛领袖——顺便说说，那个时候所谓文坛，与今天的文坛概念不一样的，似乎可以理解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总称，这么说吧，王世贞作为国中闻人，对他的同年、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要说是很讨好的了，也算顺从了。他毕竟因为忤逆当权者而吃过大亏，现在好不容易又回到官场，为了他理想的位置——比如翰林院院长或者国子监校长，王世贞也在尽力克制乃至压抑自己，以适应官场、适应领导。所以在一个时期里，王世贞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角色，在退化。

张居正对王世贞表面看也是礼貌周全的。王世贞在复出的一年内职务就达到了三品，步入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当然是张居正的作用。其实就品级来说，王世贞的三品级别，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位——翰林院院长（五品，相差五级）的级别。

可是，一年内调来调去，除去路途，基本上是环境还没有熟悉，就又调走了。而且，王世贞梦寐以求的职位，哪怕是留都南京的翰林院院长，张居正也不愿意给他，这就让王世贞很不理解了。所以，当王世贞从中央又被调往地方担任“一把手”的时候，他虽然在张居正的劝慰下去了，但还是很不高兴。到任不久，正好是考核干部——京察，按例“自陈”，相当于现在的书面述职吧，在这个述职报告里，王世贞说自己能力不足以担当这个职务，也不称职，便请求辞职。

要说起来呢，那时候的高级领导干部都比较谦虚，反正“自陈”的时候一般都说自己不称职，多半都会提出要让贤，但是王世贞显然不是谦虚，他是实在不想干这个活啦。张居正日理万机，但是他似乎很重视王世贞的，于是还是拨冗专门给他写信——估计如果有电话，他们应该是热线联系的，信中说年兄干吗疑神疑鬼啊，没有人议论你，弹劾你，你好好干吧，我早给你交过底儿的，年兄别着急，沉住气。这一次，王世贞半信半疑，但还是咬着牙，坚持干了下去。

据说——当然是专家的说法——王世贞干得还算不错，有些政绩。纠弹贪污腐败的干部啊，发现一些军事人才啊（他也兼理军政的），清理屯田啊，等等，还建了图书馆，供读书人借阅。但是，他干得很不舒心，似乎到了忍耐的极限。也可能他逐渐觉察到，自己的同年兼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实际上是在玩弄他，所以，王世贞不再那么顺从了，他开始露出自己作为书生的本来面目了。在王世贞履新还不到半年，在他管辖的江陵县，就发生了一起学生闹事的群体性事件（另文专述）。

老实说，在研究这起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我始终有个疑团，搞不明白张居正的小舅子何以策划、指挥这样一起群体性事件，与当地政府为难。因为正是张居正当国后，刚刚特意发布了禁令，严令学生不得“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违者，还有严厉的惩罚措施。而他的小舅子居然带头冲击最高实权人物家乡的政府、当众辱伤县领导，意欲何为呢？

估计，王世贞也有这样的疑惑。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带头闹事的几个骨干分子，予以严肃处理。但是，王世贞心里也在琢磨，为什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是张居正故意导演的呢？最后王世贞断定，这件事正是张居正在背后授意、操纵的，是故意给他出难题。

王世贞的推测是不是准确，我说不好，不过，如果说张居正以此来考验王世贞是不是可靠、是不是顺从他，倒是颇有可信度。

到了这次群体性事件发生，王世贞也渐渐明白了，原来张居正表面上对他挺好，背后却在整他。他不管是不是张居正的小舅子都要严肃处理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判断后作出的。王世贞心里明白，他处理张居正的小舅子，就是要和最高实权人物拉开距离的宣示了。那一定会惹恼这个心胸狭窄的最高实权人物的，很可能受到报复。

既然这样，那索性就别再压抑自己了，说说心里话吧！于是，紧接着，王世贞就借一个机会，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说现在的问题很多，原因何在？乃“臣道太盛”也！王世贞的言外之意是说，现在的问题出在张居正专权上，惹得天怒人怨啦。他又给在中央工作的个别领导写信，说现在张居正这样喜欢逢迎、喜欢谄媚，不是国家之福啊！

当然，王世贞的话，不像我在这里翻译、转述得这样直露，很含蓄，也不可能点张居正的名字。这里给诸位交代一下，以免误导——给领导提意见都直来直去，那哪里行啊！

当然，只要说了领导不爱听的话，特别是领导最忌讳的话，含蓄也是不行的！也是要予以敲打甚至惩罚的！

不过，张居正对王世贞的惩罚，做得更含蓄。

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在干部问题上，对于自己过去的同学、现在的隐形反对派，尤其又涉及到在知识分子里威信很高的知名人士，张居正不会表现出那么直来直去、快意恩仇的样子的。他没有像对待“组织部长”张瀚那样，瞬间翻脸不认人，毫不顾忌情面，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得罪了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以后，似乎没有立即招来报复。张居正没有直接勒令王世贞滚回家去，虽然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可能私下里——比如在自己的书房和李幼滋李参谋聊天的时候——也会这么说。但是，这么做，尤其是对一个当代名流，那不是张居正的风格。

于是，王世贞接到了调令，他的职务又变化了：留都南京的监察院副院长。

按照体制，巡抚一职，都照例兼任中央监察院副院长的职衔，王世贞担任郧阳巡抚，他也有这个职衔。现在免了他的本职，又平级调动到留都担任原来就有的职衔，显然是贬抑的意思了。但是表面上，你还说不出什么，平级调动，由地方到中央了（谁敢说南京的机构不是中央机构呢），还要怎么样啊？同时，张居正的信也不失时机地到了。

请允许我把张居正信里的意思，用现在的语言转述一下吧：元美——王世贞的字——年兄（实际上张居正比王世贞大一岁，不过尊称兄是习惯，不是张居正太忙有笔误），郧阳很偏僻，不是年兄大展宏图、发挥大才的地方。还是到中央工作的好。可是我问过了，现在首都的各个部门都没有空位置，只好请年兄委屈一下，先到留都过渡、等待一下吧。

王世贞当然不那么相信同年兼最高实权人物的话了，不过他很自负，也可能认为张居正还会投鼠忌器，顾忌他的声望，不得不给他应有的位置的。所以，尽管他毫不隐讳地说，新职务是“鸡肋”，但还是去上任了。

其实，什么“鸡肋”，还是书呆子的眼光！这不过是个缓冲，以免给人以张居正报复王世贞的印象。可不是吗，等到王世贞一到南京，位子还没有坐热，迎接他的，就是劈头盖脸的弹劾了。

王世贞既然是知识分子本色，那他应该是比较清高的；他经常以批评官场中的种种陋习、腐败现象为己任，估计他自己也会注意廉洁从政的。那么，以什么理由弹劾王世贞呢？中央吏部这个时候还是张瀚张部长主政，他是张居正夹袋中人，当然对张居正的心思很了解的。稍加部署，弹劾者就找到借口了，他们对王世贞首先提出纠察，说王世贞在巡抚任上“荐举涉滥”！

顺便说说，当时地方是没有用人权的，但是有了空缺，地方的“一把手”可以按照程序荐举。王世贞作为巡抚，有这个权力或者说义务，那他一定也推荐过干部。好了，现在说他涉嫌滥荐，这不是百口莫辩了吗？怎么处理呢？反正是不是真的滥荐，也不查证了，查证又怎么样，标准在哪里啊？谁说了算啊？那当然是吏部说了算。现在，既然吏部说王世贞有这个问题，那么就该以此追究责任了。结果，就给了王世贞一个“夺俸”的处分！就是白干活，不发工资了。

王世贞是名流啊，这不是给他难堪吗？甚至算得上是羞辱。你不是爱指点江山吗？你不是爱讥讽时政吗？可是，你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性啊？紧接着，王世贞所在的留都，有一个杨“议员”，索性就弹劾王世贞“大节已亏”！想想看，失了大节的人，还有什么话语权啊？很快，王世贞被勒令回家，听候别用。

不过，张居正还是挺“热心”的，他又给王世贞写了信，作了自我批评。张居正信的大意是：“年兄才高名大，嫉妒年兄的人很多啊，议论纷起，我压也压不住啊。一味压别人不让议论年兄，那别人是不是会说我专权啊？所以没有办法，迫不得已，只能请年兄先回家等等，平息舆论。当然，我也承认，这样打发年兄回家，我是有蔽贤之罪的！”甚至最后，张居正还没有忘记给王世贞一个画饼。他以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打了个比方，安慰王世贞说，“旧毡涤雪，以需大畀焉”，待平息了舆论，“旋当复公”。

其实，这样的许诺，纯粹就是个诱饵，始终掌握在张居正手里的一个诱饵，调着王世贞的胃口，让他不至于像对待其他当权者那样，对自己不留情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王世贞是不是相信张居正的话了呢？我看他一度还是半信半疑，至少留有一丝希望。他受到这样的排挤，也确实很苦恼，很压抑，很沮丧，甚至说感到世间万事都毫无意义，竟然跑到一个朋友女儿的道观里修道去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像对待严嵩和高拱那样，聚集舆论力量，对时局抨击讽刺不遗余力，而是近乎沉默，并且保持了和张居正的年谊，时常还有书信来往。

可怜的书呆子！

王世贞以为很快张居正还会给他机会。

是啊，张居正说的是“旋”啊，这个词应该是很快、随即的意思啊！可是，谁知道，张居正这个“旋”的概念，竟然是七年——如果张居正七年后还活着，那王世贞还要悬在那里！中间是有人提出过“复”王世贞，张居正居然授意几个夹袋中的“议员”，对王世贞又是一番猛烈攻击。结果，终张居正当国的年代，王世贞再也没有机会复出了。直到张居正去世以后，王世贞才又重新回到官场。

张居正对待这个名流的手腕，确实是很高超的。

请允许我议论几句。先要交代清楚：为了节省精力，不重复劳动，我吸收了研究王世贞的专家孙卫国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凡加引号者，即为孙先生的原话。

先说说王世贞或者说知识分子吧。

在威权统治下，其实所谓知识分子，我看大半是具有双重性格的。比如王世贞，“一方面无法摆脱出仕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就如此啊，个别人想摆脱也确实不容易的，所以总想方设法争取机会，包括不惜亲近权贵，保持与权贵的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也就不会“屈膝侍奉、俯首帖耳，时常保持着议论时政的习惯，而这是当权者所忌讳而难以容忍的”。

专制社会里，“作为‘智性’代表的士人和文人，注定只能是一种受支配的力量，处于被控制的地位，无法获得独立的个性，而追求自由的空间，往往会带来人生的挫折。”王世贞的仕途之路说明，在威权社会、人治官场，追求独立自由，无异于自找苦吃，寻求人生的挫折！

再说两句张居正或者威权社会的当权者吧。

张居正是文人出身，但是他代表的是专制权力。专制权力的权威是不容许挑战的。“张居正对于敌对势力的处罚固然是毫不手软，而也不允许游离势力存在。”他“不仅在政治权力上至高无上，而且要控制全国的舆论……实行专制独裁，正是张居正‘反智’的集中表现”。

张居正对待王世贞的做法，“正是专制时代下，‘反智’的正常表现，不在乎‘智识阶层’才干如何，只要忤逆当权者，就会成为排挤和迫害的对象”。所以，在威权统治下，居然出现了满腹经纶的文人当权者是“反智”的急先锋这样一个乍看起来令人不可思议的奇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