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术在对名流的任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第1页）

权术，在对名流的任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何对待知名人士，是考验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一般说来，当权者对名流基本上是礼貌周全的，大体上以笼络怀柔为上策。那么，张居正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值得说说。也应该说说。

当然，不同时代的名流，名堂不同。比如，现在的名流，尤以歌星、影星、球星为最；而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总体上说，帝制时代的名流，基本上还是文人——著作家。这里，我要隆重推出的，就是张居正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

现在，说到王世贞这个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但是，说到《金瓶梅》这本书，估计读书人都不会不知道。尽管看法未必一致，但是绝大多数考证者似乎都倾向于，王世贞就是《金瓶梅》一书的作者。这个，我们就不考证了。说起来，王世贞是张居正的同年。同年相当于现在说的同学吧，反正就是一起中进士的意思，在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关系了。不过，人家张居正考选了庶吉士，王世贞没有被选中。论学历，那他不如他的年兄张居正的高。王世贞也不是什么自由职业者，他也是官场中人，要说他担任的职务，与知识分子不沾边儿的，倒是人家张居正，当的基本上都是与知识分子沾边儿的官。

请看：张居正在二十出头中进士以后，又考入翰林院做庶吉士，散馆——也就是毕业——后，留在翰林院当“史官”（编修），还当过翰林院的院长（掌院学士）；当过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副校长（司业）；当过两任皇帝的老师；当过礼部（主管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的副部长。王世贞的职务，则主要从事“公、检、法”方面的工作为主。

但是，历史上，没有人说张居正是知识分子，他的身份是当权者；而王世贞则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代表。

知识分子或者说文人这个概念，不太好界定。那个时代，官场中人，哪个不是文人呢？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啊！诗词歌赋，谁不会写几篇？况且，帝制时代的中国，除了晚清，基本上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空间，办报馆、开出版社，或者自己办大学，当律师等等，可能性不大。所以，文人，也往往又是官员。说起来，大家都是文人，也都是官员，分不太清楚的。

奇怪的是，当权的文人，往往又会成为迫害文人的急先锋。所以，有一个词叫“反智”。

反智，是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发明。简而言之，就是轻视鄙视乃至敌视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废物、是不安定因素。据余先生的研究，明代，是反智比较典型的一个时代。而张居正当国时期，把反智风潮推向了高峰。诸如杀害思想家、迫害知识分子代表、禁毁书院、禁锢学生思想等等，很多例子。

可能有人还会发出质疑的。严嵩、张居正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读书人出身，考中进士，又考选为庶吉士，谁能够超过他们的学历啊？那个时代，哪个高级领导干部不是货真价实的进士出身啊？那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谁还是知识分子啊？学而优则仕嘛，反之，未仕者就是学习差，那他们还能够称为知识分子？这确实有点不好解释清楚。

按照政治学或者其他什么学的定义，知识分子似乎和学历没有直接关系，至少，学历甚至学问不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标准。中国传统社会，分工不发达，读书人出路不多，当官是最主要的职业了。所以你说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像现代法治国家的媒体、大学、研究机构的从业者以及律师等等，我看不是事实。那怎么定义呢？也有的说，对政府或者执政者持批评立场、至少是挑剔立场的文化人，就属于知识分子吧。我们国情不同，这个定义太苛刻了，不妨简单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具有独立人格的有学问和智性的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就叫他知识分子吧。要害是独立人格，独立的立场。

好了，这个问题就不继续讨论了。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王世贞的名气，在很长一个时期，比张居正大。当王世贞和张居正同年中进士以后，一个被分派到刑部当主事（可以认为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吧）；一个则到翰林院做庶吉士。可是，他们的兴趣和他们的身份，却恰恰相反。

张居正在翰林院读书学习，却对实务感兴趣，经常提着酒壶去拜访来北京出差的地方领导和派驻地方的有关机构负责人，向他们了解实务；而身为国家最高司法机构的一名“处长”，王世贞则整天热衷于聚会结社、诗赋唱和，当然，文人墨客在一起，也难免要议论时政。

有一个时期，王世贞和张居正可能有点同病相怜。他们的职务，都是近十年没有升迁。或许王世贞之原地踏步是因为“不务正业”，所以他还有点自我安慰，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所谓“有以自乐”也；而张居正就有点沉不住气了。结果，两个人走了不同的道路。

王世贞自嘲也好、无奈也罢，他至少是有名气的。当时，他组织的社团，影响很大，作为文坛领袖的王世贞，已经成为名流。到了什么程度呢？据正史的记载，“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就仿佛张居正当国后公卿士大夫奔走于他的“生活秘书”游七的门下一般！

王世贞的名气大，追随者多，权威性高。正史还记载说，如果谁的文章有幸受到王世贞的“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有一个例子。当年李时珍写好了《本草纲目》，就从湖北老家不辞辛苦跑到太仓去拜访王世贞，恳请他写个序言什么的，表示一下肯定的意思。王世贞接受了，却整整压了八年。

有意思的是，许多崇拜王世贞的文人墨客常常发出质疑说，王大人乃当代宗师，当那个小鸟官干吗啊？王世贞听了，哈哈一笑，对九年不提升越发不在意了，也就更加自负了。

其实，不是人家当权的人不想提拔王世贞。有迹象表明，领导实际上是非常想提拔王世贞的。当时是严嵩当国。严嵩这个人虽然被贴上了奸臣的标签，但是不能否认，严嵩还是有点雅量、雅趣的，他很清楚地知道后生可畏的道理，三番五次想接纳王世贞，经常叫他的独生子严世蕃约王世贞吃饭，有点近乎讨好他的意思了。可是，王世贞不仅不买严嵩父子的账，严世藩想求他写篇寿文什么的，都被断然拒绝。不惟如此，王世贞还公然和当局对着干，给严嵩下不来台。

张居正就不同了。这位自视甚高、深有城府的年轻人，十年没有升迁，就很郁闷了。于是，他私下里讨好严嵩，替他捉刀代笔，卖了些力气。当然，他也暗地里和自己的老师、严嵩的政敌徐阶一起，策划推倒严嵩父子。这个时候，王世贞和张居正的角色就有变化了。

王世贞本质上说，与其说是个文官，不如说是个文人；而张居正则是典型的文官了。说白了，他们都是文人，但是，一个本质上说是官，一个本质上说是知识分子。于是，相应的，王世贞和张居正的命运就开始发生不同的变化了。当张居正入阁拜相的时候，王世贞连在家闲居的日子也过不安稳的。

这个不难理解。才子、名流王世贞一而再再而三给执政当局过不去，当权者就给他过不去，结果王世贞因为父亲的缘故，受到牵连，于是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权的人总要换的。严嵩父子倒台后，徐阶当国，拨乱反正，王世贞的同年张居正入阁了；而王世贞连在家闲居也不能，他不得不到处奔走，要求政府给他父亲平反昭雪（具体什么情况不说了），也顺便给他自己跑跑下一步工作的事儿。

已经入阁的张居正，虽然在内阁属于“末相”，但是他毕竟是王世贞的同年，所以王世贞也求到了他的门下，写信、送礼，也挺讲究的——知识分子也是人，有时候也得随大流啊！张居正很客气，给王世贞回信，劝他不要太张扬，要学会韬光养晦，要谨言慎行，要努力自爱，总会有机会的。这是张居正的经验之谈。这说明这个时候，张居正和王世贞是可以多多少少说说心里话的，相互关系基本上还属于私人性质的同年之谊。

那好了，后来张居正当国了，用人权掌握在他手里了，已经离开官场十多年的王世贞你用不用呢？我的分析，张居正用不用王世贞，他自己是很矛盾的。用，不符合张居正用干部的标准，他不可能放心。不用，王世贞的名气和影响很大，况且，又有同年之谊（当时叫年谊），而且曾经有言在先，说有机会，他会给王世贞说话的；现在是他张居正说话算数的时候了，他不替王世贞安排点工作，似乎说不过去。

当然，这个难题对在用干部问题上善于玩权术的张居正来说，算不得什么。于是，张居正决定还是要给王世贞安排一下。笼络人才，用有名气的人，对张居正本人的威信，是有利的。但是，给王世贞安排到哪里、安排什么样的职务，就很有讲究了。

张居正“用”王世贞这个问题上，把握了三个关键：第一是远离首都，让他没有办法发挥聚集势力、代表舆论的作用；第二，不能发挥王世贞的特长，要让他干自己不想干的差使。第三，也是最高明的，就是还不能让外界甚至王世贞本人说出什么话来，要给人留下一个张居正特别重用王世贞的印象！

要说，这三点之间是有矛盾的。想想看：让王世贞离开首都，还要让他干他不想干的差使，那他能高兴吗？怎么可能还会觉得是被重用呢？是的。这就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了。他让王世贞到自己的家乡任职。

王世贞真是有苦难言。想想看，给你安排工作了，又是最高实权人物的家乡，你还想怎么样呢？自己人才会这样安排的嘛！那只能写诗了，把满腹的无奈、牢骚，倾注到诗句里。然后，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好久还没有去上任。张居正礼貌周全，他给王世贞写了封信，说这个安排是个过渡，你不要意气用事，快去上任吧，我心里有数的。想想看，人家领导对你够可以了，不仅给你平反、恢复了工作，还安排你到自己的家乡做官，当你是自己人看了呀！而且私下还明确说了，领导心里早考虑好了，这只是过渡一下而已。

王世贞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是啊，这哪里是王世贞的意愿呢？他作为文坛领袖，离开首都这个文化中心，去地方做一个司法官，内心一百个不高兴呢！问题是，这不高兴你还不能表露出来，不然，会不会让人家说自己不识抬举呢？所以，他告诉朋友说，去湖广担任按察使（司法工作），“殊不得已”，但是又“无辞以对”，只能这样了。

甫一交手，王世贞先失一着。实际上，他已经被张居正玩弄于股掌之上了。

对于王世贞的迫不得已又无辞以对，张居正不可能不知道。所以等王世贞一到任，他又写信说，我这样安排，是给你增加资历，很快，我会找机会把你调回中央工作的。王世贞似乎得到了安慰，挺感激。

知识分子嘛，所谓为知己者死，既然人家这样与自己“推心置腹”，那就只能乖乖干吧！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讨好张居正——知识分子啊，有时候很矛盾的，我们就不要挑剔他了吧——在张居正父亲七十寿辰的时候，还为之专门写了文章（后来张居正母亲七十大寿，王世贞也这样做了）。

严嵩如果地下有知，那要羡慕死张居正了。可是，随后的情况，就有点复杂化了。

在仅仅在一年时间里，王世贞的职务就变动了三次。在张居正家乡担任按察使三个月，就被提拔了，不过更偏远了些——广西，到广西还没有五个月，张居正履行诺言，给王世贞调回了北京，但也才刚刚半年，就又给他调走了，再次安排到张居正的家乡，担任一个副省级行政区——郧阳的“一把手”。这个地方地遍千里，攘接数省，流民群居，复岭万重。

张居正为什么频繁调动王世贞的工作？似乎是为了让王世贞产生错觉，确实在给他增加资历，但张居正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让王世贞没有机会聚集他的“狐朋狗党”形成气候。王世贞是不是知道张居正的用心，我说不好，反正他确实有点有苦难言。

那么给王世贞安排到郧阳当“一把手”，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张居正说过，要王世贞到地方增加资历，就是为了好给他在中央安排合适的工作；那既然已经回到中央了，干吗又要他到地方啊？

我只能推测。估计王世贞在北京半年，又犯了老毛病，快形成气候了，一帮文人墨客聚集起来，开始对时政指手画脚了。那好，你不是高明吗，让你到一个复杂的地方，看看你如何处理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