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风波的处理（第3页）
解释一句，所谓窥视神器，也就是夺皇位的意思。
老实说，上述的对话，是我个人根据记载的情形推测出来的。不过，请诸位不要怀疑，我是有充分根据的。
当是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长安街上，出现了无名揭帖，也叫谤书，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小字报或者说传单吧，说张居正要造反，夺了大明的江山！
有一个余姚的布衣，也就是平头老百姓，正好在首都办事或者旅游，挺关心国家大事，给中央上书，大意是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很不合情理的，我们不要这样的人领导国家了。结果被打了一百大板，押送回籍。
这个余姚的布衣，他还算幸运的，毕竟，他是在首都，人多嘴杂，投鼠忌器，捡回一条命；而两个在地方表示抗议的学生就倒霉透顶了，他们竟然因为表达对张居正做法的不满而惨遭杀害（后面专门谈到）！
体制内的干部们，要说对谁当领导还有推荐的权力的，可是，打压太严酷，都不敢公开站出来说话了。但是，也不只是沉默。翰林院的一个许翰林，后来也入阁拜相的，当时还在翰林院任职，在送别受到廷杖的两个同事时，各赠送了他们一只杯子。
赠给吴中行的是只玉杯，杯上镌诗一首：
斑斑者何？
卞生泪！
英英者何？
蔺生气！
追追琢琢永成器！
赠给赵用贤的是只犀杯，杯上镌诗一首：
文羊一角，
其理沈黝。
不惜刻心，
宁辞碎首？
黄河在中，
为君子寿！
还有，这一年的新科进士、邹元标的同年、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屠隆，目睹这一切，很不理解。他凭吊吴同学——也就是奔波几百里去见被发配的邹元标的那个学生——的坟墓，挥笔写下了诗一首，说张居正是“奸雄”，“天亡”之！
而被张居正严厉惩处的吴中行、邹元标等人，本来都默默无闻，可是被廷杖以后，立即就被尊为“五君子”，声名大振，妇幼敬仰。因为公开表示同情五君子、或者因为不表态支持张居正不奔丧等各种原因而被撤职、降职、外调的一大批干部，不管过去表现如何，现在也都成为人们敬佩的对象。
这么说吧，张居正在乃父死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得人心，一系列乖张举措，导致其威信大跌！按照专家韦先生的话说，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张居正也只是“取得了表面的胜利，而其实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和道义的代价，加深了潜在的危机”。
可以说，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时，到了人人拍手称快的程度，与他在处理这场政治风波时固执己见、滥施酷刑有很大关系。所以，正如韦先生所说，夺情引发的这场风波，是张居正人生道路上带有关键性的环节和转折之一。平心而论，张居正大大的失策了。可是，张居正本人不这么看！
也就是说，张居正从来没有进行反思，更没有觉得自己有错儿！恰恰相反，他是从反面吸取教训的。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够强硬，镇压不够残酷；所以，以后遇到反对者甚至仅仅是善意的提醒者，只要惹他不高兴的，就要铁腕打压！唯有高压，才是处理问题、平息风波的有效手段。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这次事件以后，张居正越发自负，甚至说他神志恍惚了，对人对事的处理，“务快己意”；对待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是一个思路：“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
或许，这是所有专制独裁者的通病吧，迷信权力，崇拜权力，没有宽容、没有妥协，因而其统治必然成为成为暴政！迷信权力的人，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法律，不是制度，不是道义，也不是人心，是怕失去权力。张居正在自己的父亲死后，所作所为之所以如此不堪，如此令人匪夷所思，并不是像很多专家说的那样，是为了他的所谓改革大业。
那就让我来回答这个我自己在前文中给自己出过的题目。我要说的有两点。
第一，从当时的策划看，张居正和他的幕僚，在研究要不要丁忧守制的时候，所有的出发点和立论，都是权力两个字。特别是，对失去权力后可能发生的不测后果的推断，是张居正的幕僚，比如宋先生和李副部长提出应该或者不应该丁忧的基本立足点。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从反面来推论。吴中行作为张居正的学生，仅仅是提出要张居正回家奔丧，然后立即回京的建议，这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吗？前前后后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张居正回家一两个月，大事还是要他来决断的，怎么就会对他推行所谓改革大业造成大的影响呢？他为什么非要廷杖吴中行呢？说不通的。要真的是为了所谓的改革大业，按照吴中行的建议行事，不是更好吗？
所以，张居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太监密谋、公开场合虚伪表演，拒不回家奔丧，为达目的甚至不惜自贬人格尊严，不顾脸面，丑态百出，令人不堪入目；后来又不顾人心向背，不分青红皂白，悍然使用非常手段，都完全是他的权力崇拜心态所支配的。
不过，我还要声明一句：客观地看，张居正不丁忧守制——我指的是辞官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虽然在当时确实是很不正常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应该说不算什么大问题，甚至还可以说，也许是个正确的选择。
对张居正来说，执政当国的前五年，虽然也进行了整顿，也有改革措施，比如推出了考成法，但是较多的是人事布局的考量，有固位擅权的因素，恰恰是受到诟病的；真正可以称得上改革的实际上就是一条鞭法，而这恰恰是在平息这场政治风波以后开始启动的；其他的一些整顿成果，包括整顿驿递、修治水利等，也多是在此事件以后实质性推进的。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张居正丁忧二十七个月，是不是能够回来，还不好说；即使能够顺利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是不是要从头再来也未可知。
而且，张居正没有因父丧而影响工作，他只是在得到讣闻的一两天停止批文件，此后一直在工作；抛开伦理道德及其他的因素不说，这样的敬业精神，哪里去找啊？政策和工作的连续性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也是很难得的。
以我这个事后诸葛亮看，张居正如果是成熟的政治家，如果他能够为顺利推行新政计，那他最好的办法，是采纳吴中行、赵用贤的建议，先回家奔丧，再回京继续主持大局。毕竟，自己的亲爹死了，作为儿子连回家看一眼都不干，怎么说得过去呢？下自在监狱里待决的囚犯，上至高级领导干部，谁还会从内心里敬佩这样的人呢？
如果张居正真的公而忘私，有改革的魄力，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劲头用在改革上，索性就改革这个丁忧制度：父母亡故，回家奔丧，然后就可以回到原岗位上班。那真就是他的大功劳了。
可惜的是，事实不是这样。张居正不仅不采纳善意的建言，反而悍然廷杖那些提出建言的人！张部长是自己人啊，仅仅因为不表态，就立即撤职，不容片刻迟缓？吴翰林是善意的建言啊，就悍然廷杖，赶回老家？吴同学是民间无名小卒啊，仅仅因为上书言事，就置于死地？几个翰林院的翰林是书生，仅仅想论救同事，就贬谪？
权力是厉害，是可怕，但是，权力是双刃剑，用得过度，最终会伤害到自己的！可是，张居正自视甚高，自以为很英明，政治风波平息了，如此棘手的难题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解决了，于是，他不暇自哀，越发飘飘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