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长的选配是说你行你就行的典型（第2页）

那么，朱衡又怎么样呢？——别提了，几个月前，张居正对中枢机构进行大改组，六个部换了四个，就是吏部杨博、工部朱衡没有换。张居正不是不想换，太想换了。可是，不好下手啊。现在，杨博很知趣，自己辞职回家了，工部尚书朱衡还厚着脸皮赖在台上不下来。直截了当说吧，朱衡，不是张居正喜欢的人。可是，与葛守礼差不多，朱部长的威望很高；而且，他这个位置，按照惯例，是“组织部长”当然的人选。

帝制时代的不成文“宪法”，也就是惯例，很多。比如用干部，为了体现公平，往往是采取“推磨”制度。一般说，不从副职提拔，而是按照排序“推磨”。比如吏部分四个司，排在第一的司长——郎中——出缺，排在其后的司长接任。部长一级大体也如此。不过，有时候，下一排序的领导是刚刚提拔上去的，就得顺延了。就现在的状况而言，其他四个部的部长都是张居正新选配的，按照顺序，也该轮到工部尚书朱衡了。这是惯例。不把他作为候选人推荐上去，别人同样会说张居正在捣鬼。

所以，葛守礼和朱衡，作为排在第一、二位的候选人，张居正选择他们，是不得已的；同时，也是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的。

第三位候选人张瀚是什么人呢？说到张瀚这个人，研究经济史的人大概不会太陌生吧？历史书上说到中国曾经有“资本主义萌芽”，就要举出例子，而所举的例子，多半就是来自张瀚所写的叫《松窗梦语》这本洋洋八卷的书。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商业贸易的学者，如果不是太浮躁而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话，那不可能没读过这本书的。不过，在张居正要选“组织部长”的时候，张瀚还没有写那本书，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因为这个而在几百年后在一定的学术圈子里成为名人。

不妨简单说说张瀚这个人的经历。

张瀚，字子文，是现在的杭州人。这个人和张居正一个属相，但是比张居正整整大一轮，进士及第比张居正早十二年。可能是没有张居正的脑子聪明，也可能是没有张居正的运气好，他进士及第后没有能够进入翰林院继续深造，而是被分配到留都南京的工部做主事（处长），后来又外放庐州、大名当了“一把手”。就在张居正庶吉士散馆后的第二年，北方的蒙古瓦剌俺答率兵包围首都，中央急令征调民兵入卫京师。张瀚在大名府做“一把手”相对来说是离首都比较近的了，响应中央号召也很及时，受到表扬，被提拔到陕西担任相当于常务副省长的职务，随后又被提拔担任了陕西省的“一把手”。半年后提拔到中央，担任大理寺卿。或许可以说，这个职务接近现在所说的最高法院院长？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三权分立理念，大理寺级别不高，只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地位。

不过别误会，乍看起来，似乎张瀚犯错误被降职了，不是的。那个时候中央和地方级别不对等的，根本没有“省部级”的概念。省里的“一把手”和部长、副部长乃至司长，都不好比的。

张瀚这个人可能挺会来事，当了大理寺的“一把手”不久，又升任刑部副部长，旋又调兵部当副部长，兼任漕运总督。后来广西发生了动乱，中央派兵弹压，张瀚就任最高指挥官，身份相当于是后来所说的两广总督。不过，这一次，张瀚似乎不太顺利，他和广西省的“一把手”闹不团结，相互拆台，导致动乱不仅没有平息，还愈演愈烈，并因此受到了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停发工资、回家反省的处分。

我得说，张瀚这个人家里是很有钱的。当然我没有查到过他们家的存款单，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两个因素：首先，张瀚家开有工厂，应该算是“萌芽资本家”吧！其次，他担任过漕运总督，估计也不少捞钱。提到张瀚家有钱，并不是说怕诸位为被停发工资的张瀚的生计担心，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不久张瀚又被起用了，先是又做陕西省的“一把手”，随后就升任留都中央的副“议长”，并很快升任工部部长。张瀚就是以留都中央工部部长身份，被列入“组织部长”候选人名单的。

要说，中央的吏部尚书，是轮不到留都的工部尚书张瀚来当的。

这里，我还得展开说两句，说一下“留都”这个概念。不然，怎么两个工部尚书啊？朱衡一个，张瀚一个，不就乱了吗？

当年朱元璋的太子死得早，等朱元璋死的时候，是他的已故太子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长子长孙接的班，结果这位长子长孙很快又被他的四叔夺去了皇位。四叔后来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但是为了表示对朱元璋的尊重，南京被称为留都，在那里仍然设立和首都一模一样的中央政府机构。可想而知，虽然名义上和北京的机构是一样的，实际上是闲衙冷差。如果谁被安排到留都任同样的职务，那一定是失宠了，或者犯错误了。张瀚是南京的工部尚书，和北京的工部尚书，不是一回事的。

按照排序，工部是排在最后的，何况，还是留都的工部？那张瀚出现在吏部尚书的候选人名单里，只能用“黑马”来表示了。如果走“群众路线”——廷推，根本不可能推到张瀚的头上的。显然，张居正就是想用张瀚当他的“组织部长”的。不然，怎么会有张瀚这匹“黑马”闯进候选人名单呢？如果张瀚不能被列进候选人名单，那想用他也就不好办了。

当然，按说，就是列进候选人名单，也还是轮不到张瀚的。毕竟，他是排在第三位的。按照常规，一个职位推荐三个候选人，然后排序上报，一般来说，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实际上是“陪榜”，最后圈定的，往往是排第一的候选人。就是说，按照用干部的惯例，吏部尚书该是葛守礼来当的。

可是，张居正不愿意葛守礼这个老干部当他的“组织部长”，朱衡就更不能（另文述之），但又不得不把他们列入候选人名单。这又是个难题。那就做工作啊，领导要用谁，还能不事先做点工作吗？吏部上报的候选人考察材料，实际上已经按照张居正的意思，有所倾向了。说葛守礼是老干部，挺正的一个人，可惜年龄似乎偏大了些；朱衡这个人，要说资格是够的，人也不错，就是太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毛病不少。等到要圈定最后人选的时候，张居正又当面告诉他的乖学生、九岁的万历小皇帝说，张瀚这干部不错，“品格甚高，文学政事兼长，实堪此任”。

按照张居正的介绍，张瀚这个干部，德才兼备，不仅政治上很过硬，而且理论水平很高（顺便说一句，过去说到文学，和现在文学的概念不同的，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理论素养），行政管理也是把好手。想想看，有的人，理论水平高，处理实际政务能力未必强；而有的人，处理实际政务能力强，理论水平往往有欠缺，而张瀚则是两者兼长。是不是人才难得？张居正还有一句话，很有水平，也很有分量。他是这样说的：“出其不意，拔之于疏远之中，彼之图报，必当万倍于恒情矣。”

他的弦外之音是，提拔张瀚是有点出人意料，他现在的位置离皇帝是很疏远的，离吏部尚书的位置也是很遥远的，可是，正因为这样，皇帝提拔了他，他的感激就万倍于正常情况下坐上吏部尚书这个位置的人，那他一定会拼命报答皇恩的。张居正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用张瀚作的辩解。他是说给小皇帝听的，更是说给舆论听的。当然，张居正心里清楚，张瀚心里明白，不是皇帝提拔了张瀚，是张居正破格提拔了张瀚；张瀚要报答的，不是皇帝，而是张居正。他的报答，一定会万倍于正常情况下按照常规当上了吏部尚书的人。

事实的确如此。我是说，张瀚拼命报答张居正，是事实；张居正对张瀚的评价，则未必是事实。那张瀚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

有一个事实值得再强调一下：张瀚家里很有钱的，可能也比较大气吧，倘若真该花钱的时候。那么，张瀚是不是花钱在游七游“秘书”那里疏通，才纳入张居正的视野我不知道，要不，张居正怎么会想到远在南京的张瀚呢，这事姑且存疑。其他就不好说了，总体上说，张瀚这个人作为吏部尚书，似乎不太称职。按照对张居正评价很高的专家韦先生的说法，张瀚“口碑甚坏”，并不是张居正所说的“品格甚高”；他根本没有处理人事工作的任何经历和经验，并不是张居正所说的“文学和政事兼长”。可是，说你行你就行（比如张瀚），说不行就不行（比如葛守礼），不服不行（比如葛守礼、朱衡和不断提出质疑的朝野人士）。结果是，人家张瀚，就是当上了吏部尚书。

而且，正如张居正所说，超常提拔，就是超常报答。从此，用人权牢牢控制在了张居正的手里，张瀚的角色，简直就是他的人事秘书了。所以，说他是张居正的“组织部长”是比较恰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了“‘组织部长’的选配”这个标题的主要原因。

可别小看了张居正的这一招高棋。这哪里是仅仅选配了一个对他来说满意的“组织部长”，通过吏部尚书的选任，他简直就是发布了一个宣言书，树立了一个导向，告诉那些想升官的人们，该如何做才能实现梦想。这件事隐含的寓意就是：要想升迁，必须讨好、依附张居正才行的；那些个有个性，不依附的人，你的能力、资历也好，声望和“群众基础”也罢，都白搭，没戏的！所以，官场上的风气开始发生变化，按照明史的说法：“瀚资望浅，忽见擢，举朝益趋事居正”。

难怪后来官场上逢迎讨好张居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连和老婆**也要先歌颂张居正的丰功伟绩呢！也难怪到游“秘书”那里“猎美官者栉比”呢！

人治官场，提拔一个人，学问不小的；提拔一个管人的人，那就更有讲究了。张居正的手腕，确实很高的。也难怪官场中人，都不得不服。

不服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