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书述作（第2页）

有人认为《上谕内阁》“名为臣工所缮录，实与御札手敕无以异”。事实上，《上谕内阁》与雍正手书的《朱批谕旨》毕竟有所不同。雍正勤政，每日批览奏折，经常用朱笔作批语，或行间写，或折尾写。因为这些奏折都是直达御前的，只给皇帝看的，批语完全出自雍正一人，诚如他所说：“此等奏折皆本人封达朕前，朕亲自览阅，亲笔批发，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非如外廷宣布之谕旨，尚有阁臣等之撰拟也”。

雍正在敕令整理《上谕内阁》的同时，编辑《朱批谕旨》，雍正十年（1732）书成，发上谕，说明他批览奏折的情况和辑书的原因，他说奏折是秘密的，朱批不为人所知，但其内容“可为人心风俗之一助”，故而加以公布；同时还可使臣民“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庶几将此不敢暇逸之心，仰报我皇考于万一耳”。该书于雍正十一年（1733）刊刻成功，颁发给臣僚。乾隆三年（1738）又出了新的刊本。

据雍正在雍正十年（1732）讲，朱批奏折不下万余件，《朱批谕旨》所收不过是它的十分之二三。其撰折人都是外任文武官员，内官临时差遣在外者间的也有。今传乾隆本，具折人二百二十三人，大约收有七千件朱批奏折。

朱批奏折的件数，远远超出雍正估计的万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二万三千多件，具折人约一千名。雍正时把这些奏折分为三类，一是“已录”的，即刊载于《朱批谕旨》上的；一是“不录奏折”，1930年故宫博物院出有《雍正朱批谕旨不录奏折总目》，反映了这类奏折的一部分情况；再一种是“未录奏折”，即准备公开而没有公布的。

纪昀把雍正的勤于阅读奏折和写朱批，与历代帝王作了比较：秦汉以后，皇帝对清朝面具于奏章，有看有不看的，即使御目了，批上一个字，名曰“凤尾诺”，没有连篇累牍，一一对奏疏做手敕的；唐宋以后，皇帝的文章多是臣下代草，偶尔写几个字的就传为美谈，哪里有雍正那样“句栉字比，标注甲乙，无几微不到者”，真是“书契以来所未尝闻见者”。雍正写了那么多的朱批谕旨，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朱批谕旨》所公布的文献，与原来的奏折及朱批亦不尽相同。比如《朱批谕旨》所收广东巡抚傅泰的八年十月十九日的奏折，与《清代文字狱档》所公布的同一折子的档案有数处不同：（甲）档案详细，如傅泰报告宣讲《大义觉迷录》情况，《朱批谕旨》中不载；档案中有傅泰报告发现屈翁山文字悖谬的一段议论，有叙及屈翁山子屈明洪投监后的一番议论，《朱批谕旨》中皆无。（乙）档案中“及臣近敬看《大义觉迷录》内”一句，《朱批谕旨》作“及臣近日敬看颁到《大义觉迷录》内”。（丙）档案记屈明洪供，对其父文集“曾察阅”，《朱批谕旨》改作“未曾察阅”。（丁）档案中朱批原文是“糊涂烦渎，不明人事之至”。《朱批谕旨》则为“殊属糊涂烦渎，不明事体之至”。这些改动，有的没有改变原意，有的则大有出入。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和《世宗宪皇帝圣训》:

雍正能做各种体裁的文字，如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他的朱谕中，载有他草写的对子和未完成的诗词，即“天清地宁四序成，恩覃九有仰文明”“一廷和气庆丰盈，愿抒愚個体维城”“仰成仁考四方宁，九秋嘉节公清明。普天率土安丰盈”。他的诗文，在乾隆统治时期则汇编成集子，名《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共三十卷，其中文二十卷，诗十卷。文分十三种体裁，有来力谕、诏、册文、论、记、序、杂著、题辞、赞、题跋、碑文、祭文、谏。这类作品，大多见于《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等书，但它将重要谕旨集中了，便于人们寻找利用。诗分《雍邸集》（七卷）和《四宜堂集》（三卷）。雍邸诗是在皇子时所作，是在雍正四年作序刊刻的。他皇子时代的传记资料不多，该集辑录他随从康熙巡幸的诗歌，可当作历史资料看待。“四宜堂”是圆明园的一个处所，该诗集作于雍正当皇上之时，除给大臣的赐诗反映朝政外，就是他宫廷生活的记录，也有史料价值。

乾隆时在修纂《清世宗实录》和续编《上谕内阁》中，又编辑成《世宗宪皇帝圣训》，由乾隆在乾隆五年（1740）作成序言，剞刷问世。《上谕内阁》是编年体的，“圣训”则把上谕按类编排，全书三十六卷，分三十类，为圣德、圣孝、圣学、圣治、敬天、法祖、文教、武功、敦睦、用人、恤臣、爱民、恤民、察吏、训臣工、奖将士、广言路、理财、慎刑、重农桑、厚风俗、治河、捐赈、积贮、谨制度、崇祀典、笃勋旧、褒忠节、绥藩服、弭盗。由于它是按问题分类，便于读者查找他的有关言论，而其内容，远不及《上谕内阁》丰富。

《圣谕广训》和《大义觉迷录》:

圣祖康熙作“圣谕十六条”，作为约束民人的规范，雍正即位后对它加以说明，于雍正二年（1724）刊刻颁发，命名《圣谕广训》，于各地宣传。他作序言，说明颁发缘由。一为继承康熙遗志“朕缵承大统，临御兆人，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夙夜黾勉，率由旧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告诫，以示提撕”。二为小民“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该书是雍正用较通俗的语言，向臣民，尤其是乡曲小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之作，是约束臣民的行动之举。

《大义觉迷录》从内容上讲，与《圣谕广训》并不相同，但在宣传上则是一致的，都要做到家喻户晓。《大义觉迷录》是关于曾静投书案和吕留良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它汇集了雍正关于这两个案子的主要上谕，说明了审案过程及结案的处理意见。全书分四卷，还包括《奉旨讯问曾静口供》，其中有问有答，问话是承审官员转述雍正的问题，雍正就此阐明他的一些看法。这本书还附录了曾静的《归仁录》。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谓雍正篡改康熙遗诏，改“十”字为“于”字，所谓仁寿皇太后为允褪遭囚而自戕，均只见于此，而为其他史籍所无。雍正公布这本书，是为说明他嗣位的合法性，乾隆认为这个问题不宜于公开讲，就把这本书列为禁书，因此更抬高了它的价值。

《执中成宪》《悦心集》和《庭训格言》:

雍正六年（1728）二月，雍正命儒臣采录经史子集所载古代帝王的功德谟训、名臣章奏和儒家圣贤的语类。诸臣边辑录边进呈，雍正亲加删订，至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书成，名《执中成宪》，共分八卷。该书先录前人言行，雍正为之作论——“御制论”。如就“商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這”，作论：“天以仁爱为心，必无作孽于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其云天作孽者，乃人有过失，天降灾异以示儆，而人能恐惧修省，自可潜为转移，故曰犹可违也。若有过愆，而上天垂训，仍无忌惮，不知畏惧，故曰自作孽也，其能這乎。”在这里他发挥了他的天人感应论见解。他用这本书阐发他的儒家的政治观点，因此乾隆读了该书，知其父的“圣心圣学实于尧舜孔子同揆，而汲汲于是编，则专以启迪我后人，示之标准也”。这本书在雍正生前没有印刷，于乾隆元年才得以问世。

雍正四年（1726），雍正把他在藩邸时编辑的《悦心集》刊刻出版。该书共四卷，收录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僧道及一般文士的著述，或一文，或语录，或一诗一词，录后有雍正对作者的介绍，别无评论，选编者的意思完全从选文中表现出来。卷一收有陶潜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及刘禹锡《陋室铭》、黄洽《五不欺》、林逋《省心录》、邵雍《为善吟》、释令遵《法语》，卷二选有欧阳修《归田录》、朱熹《敬恕斋铭》，卷三辑入唐寅《一世歌》《花下酌酒歌》及陈继儒《警世通言》，卷四录有赵灿英《安命歌》、冯其源《题布袋和尚》及无名氏《醒世歌》《知足歌》，等等。这些内容，无非是劝人乐天知命，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自得其乐，充满释老的观念。雍正以搞这样的闲书，说明他皇子时追求清静无为，醉心做一闲人，掩盖他参与争夺储位的事实。这也是他在雍正四年把它出版的原因之一。雍正十二年（1734），赐予直隶总督李卫一部书，并告诉他“公务余暇，时一展对，颇可悦目清心。朕及卿辈翻阅此书，大似山僧野客观览朝报而谈时政，殊为越分妄想，每一思之不禁失笑”。李卫阅后，奏言由此知“皇上龙潜藩邸，随境而安，淡泊宁静”。李卫又说：“伏读集中，如黄洽之矢不欺，林逋之戒沽名，邵雍之勉为善，司马光之劝知足，皆古来名臣大儒以忠君爱国之心，抒乐天知命之致。其他单词片语，无非去妄止贪。不同晋人清谈，惟夸旷怀逸志，实为觉世名言，修身至宝。皇上以之涵养圣心，即以之教训臣下，使气质化于和平，性情归于恬淡”。

雍正八年（1730），雍正和允祉等人为了追记先父康熙对他们众兄弟的教诲，得二百四十六条，成《庭训格言》一书，雍正亲自为书作序文，说可从这些语录见其父对“天、祖之精诚，侍养两宫之纯孝，主敬存诚之奥义，任人敷政之宏猷，慎刑重谷之深仁”。雍正是以追念父祖之圣德，教导兄弟子孙如何处世。这本书所说的康熙语录，既是雍正追忆，很难准确，肯定含有雍正的思想成分，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雍正思想的资料。

《御选语录》和《拣魔辨异录》:

这是雍正编辑的关于佛学的两本书，都成书于雍正十一年（1733）。

雍正青年时代就研究佛学，也以精通佛学自居，他为贯彻他的宗教思想，控制佛教，参加当时释子内部的教义之争，编辑两本书，把禅宗、净土宗名僧和道士紫阳真人的语录选集成《御选语录》，全书十九卷，第十二卷是他的语录，即《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圆明百问》。他为该书作了《御制总序》和《御制后序》，说明他学习佛学的过程和出书的目的。书中每一卷的开首，又有他作的小序。

如果说《御选语录》是正面讲道理，《拣魔辨异录》则是批驳性的。他认为明末禅僧汉月藏、谭吉忍师徒的《五宗原》《五宗救》背离了佛家宗旨，是邪说，由于它得人信仰，有使禅宗陷入魔道的危险，乃与它作斗争，摘出汉月藏师徒语录八十余条，逐一辨难，因名《拣魔辨异录》。

此外，雍正还有一些朱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九包，总计四百二十七件，其中绝大部分是雍正用朱笔所写，少量系由他人墨书，雍正阅时作了个别文字改动。墨书者多收入《上谕内阁》等书，而大部朱书的则未见公布，颇有阅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