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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书述作
雍正的著述，与他的勤政相适应，颇为丰富。他的述作记录雍正一朝的政事，包括他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从人即位开始的几次重大政治斗争，以及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经历和部分的生活状况。
《上谕内阁》:
这是把雍正的谕旨辑录而成的著作。
雍正的口谕，有的由御前大臣、侍卫、奏事官、奏事太监转传的，每次传谕他都要求传谕之人传达准确。为了便于查考、核对，他于雍正二年（1724）七月决定，凡转传谕旨的人，都要做记录，立为档案，奏事处每月汇总奏呈。这就使他的上谕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习惯于多讲话，上谕比较详细。他认为朋党斗争激烈，他对朋党的打击，如果不详细说清，人们不明原委，会对他的行为不理解。既然详细说了，在形成文字的时候，就要求臣下记录得完整，公布以后，又怕外间传播有误，就加以刊刻颁布。雍正三年（1725）四月，他说：“朕每下谕旨，必令票签全写，或有遗漏，即令添补。朕侍圣祖数十年，每见票签简要，岂不欲效法成式，盖以时势不同，非委曲详尽，恐人不能喻朕之志，则小人乘隙议朕之非也。朕所下谕旨，一字一句皆有关系，恐后世有朋比余党，欲蔽惑朕之子孙者，忽将紧要字句私行删节，甚关朕用人行政之声名，则朕抱不白于千古矣。故多刊刻颁布者，有深意也”。他对此颇为用心，因而使他的上谕详明，而且随颁布随刊刻，得以广为流传。雍正五年（1727），他下令各省督抚，将所奉谕旨全部缮写成册，一一详载，不仅自己每日观览，还要传给后任，以便继续遵循御旨办理。这是把对各省发的专门谕旨加以汇集。雍正七年（1729），侍读学士康五瑞提出汇编上谕刊刻颁发的请求，他说“皇上训谕数百万言，精微广大，无不备举，实于二典三谟媲美先后”，若加汇辑刊发，可使内外臣民知晓遵守。允祥、马尔赛等予以转奏。八月，雍正考虑到所发谕旨，有的是为一个地区作出的，有的是因某一事件发出的，只有有关人员了解，众人不能知晓；他还考虑到，谕旨加以传写，字句之间，可能会有错误，也需加以纠正，遂允许诸大臣的请求，命庄亲王允禄负责编辑刊布，以便所有臣民获知圣训，“遵道遵路，易俗移风”。
允禄主持编选的上谕，所收谕旨，自雍正即位开始，即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所发谕旨起，至雍正七年（1729）止。雍正九年（1731）书成，颁发全国。乾隆即位以后，认为应当把其父的上谕编完，于是命和亲王弘昼主持编务，将雍正八年（1730）至十三年八月的上谕加以厘定，至乾隆六年（1741）告成。使雍正一朝的上谕成一汇集。这些上谕，大部分由内阁宣示的，所以取名《上谕内阁》。它汇集了雍正公开宣布的大部分谕旨。
允禄等人编辑《上谕内阁》，采取编年体方式，按时间排定，每月一编。原来不分卷，亦有作一百五十九卷的，因雍正在位一百五十九个月，这样就是每月一卷，所以分不分卷没有任何不同。
雍正当政时完成的部分，所收上谕较多，统观全书，前七年的分量占全书的四分之三，换句话说，乾隆时收辑的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七年以前的上谕多，后来较少；再一方面则是乾隆不如其父对这件事那样认真，也就不能多收了。
《上谕内阁》所收谕旨，是否是雍正实发上谕的全部呢?这是可以用《雍正朝起居注》《清世宗实录》的有关部分对照出来的。“起居注”的书写，一月一清，第二年年初要把头一年的缮清定稿，因此，雍正九年
（1731）完成的《上谕内阁》部分，都出于前七年的《起居注》之后。《清世宗实录》成书于乾隆六年（1741），与《上谕内阁》中雍正八年（1730）以后部分完成的时间恰相一致。将这三部分加以对照，发现《上谕内阁》与《实录》两见的文字，从雍正八年起，几乎完全相同，这本是乾隆间同时搞的，也是互抄的，相同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上谕内阁》前七年部分与《起居注》两见的文字则有一些不同。如元年四月二十日向大学士九卿谕朋党之弊，“起居注”云：
……一结朋党，两党必致一伤。皇考执中宥物，各与保全，不曾戮及一人。尔诸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尔等若以蒙皇考宽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辙，**朕之无知弟侄，不改恶习，徒致杀身灭族，有何益处，昏昧极矣。
《上谕内阁》则称：
……两相结党，必致一伤。唯我皇考允厥执中，至仁至宥，各与保全，不曾戮及一人。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尔等若以向蒙皇考宽大，幸免罪愆，仍蹈前辙，**朕之无知弟侄，必致杀身覆族。昏昧极矣。
由此可见，《起居注》记载最接近雍正原话，《上谕内阁》则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更动，以便文气流畅，而在意思上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一些改动就不同于此了，如“起居注”雍正二年（1724）五月二十七日记雍正指斥允裸朋党，原文是：
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特为此（指朋党）耳。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虽然伊不过作此妄想耳。……即今党羽之人尚犹末息，譬如抄没石文桂家产时，大学士马齐不知从何得信，于先一日晚间通知将各样物件俱皆藏匿。
《上谕内阁》则记为：
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图挠乱国家耳。
《上谕内阁》只说允裸等人结党“希图扰乱国家”的罪责，比《起居注》说的“希图侥幸成事”轻得多。同时把对马齐的那段指责删掉了。为了疏通文字而发生的改变，没有多大关系，变更意思的改动是说明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又要维护皇帝的威信，而作出的骗人之举。总之，就改动情况而言，文字上居多，在涉及某些人物和事件评价时，有的作了变动，但并非变异原貌，而是局部的变化。《上谕内阁》前七年部分与《实录》两见的文字，后者又对前者作了一些变异，其情形大体上与《上谕内阁》对《起居注》的改变相同。所以从史料价值上看，《起居注》最高，《上谕内阁》其次，而《实录》最差。
雍正在汇编《上谕内阁》时，命允禄编辑关于八旗事务的谕旨，允禄也于雍正九年（1731）完成，命名为《上谕八旗》。
《朱批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