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宠臣（第2页）

不难看出，鄂尔泰是一个政治家，他适时地提出并实行改土归流，很有政治远见。他身为云贵两省总督，但考虑到完成这一不限于两省的事情，建议统一事权，为此雍正调整了几省边境行政区划，鄂尔泰又协调了当时在他功绩之上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关系，可见若没有顾大局的度量不可能进行改流事业。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主要内容和标志。用人的理论和知人善任，也是政治家的品格，这一点鄂尔泰也具备了。鄂尔泰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这就是要明辨大是大非，为政抓纲领，重大局。他的同僚张廷玉虽与之不协，亦服其见识，说他的这个名言“最有味，宜静思之”。他的云贵总督后任尹继善也服膺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清人钟琦评他为“识量宏渊，规画久远”。均为定评。清朝前期，国事有多方面的发展，但由于皇权加强，臣下难于发挥到具有政治家那样高的作用，所以极少产生政治家，因此鄂尔泰的出现非常难得。他本人有功于清代历史的发展，雍正朝中能有这样人物的出现，表明雍正用人有道，在君主绝对权威之中，尚能容纳建立不世之功的政治家，并非专一屠戮功臣。

鄂尔泰恩宠于雍正，始于康熙中表现出的“公忠”，以后他益以此自励。雍正五年（1727）十月，他对新任云南巡抚朱纲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事事从天上体贴下来，以一贯万，一切刑赏予夺皆听人自取，而了无成心。如果无欺，虽大过必恕；设或弄巧，虽小事必惩。我辈身任封疆，只须实心实力为地方兵民计，即所以酬恩，即所以自为，一切观望揣度念头皆无所用，一并不能用”。在他看来，皇帝事天归为至诚，臣下亦应以此道对皇帝，只要诚心，事情没有办不好的，没有不得到皇帝赏识的，即使办事不甚妥协，也会得到谅解。为讲这番道理，他敢于说雍正之用人没有什么神奇的，而雍正体察他的真诚之心，在朱批中说“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鄂尔泰的忠诚把这对君臣联结在一起了。雍正将他作为“模范督抚”向群臣推荐，就夸赞他“居官奉职，悉秉忠诚，此专心为国，而不知其他者”。

雍正还欣赏鄂尔泰的才识，说他每事必“筹及远大”，是把他的忠和才结合起来看待和信用的。

自古君臣之间无所谓私交，但在雍正和鄂尔泰之间，有着私交的成分。雍正三年（1725）冬，鄂尔泰陛辞往云南赴任，正值身体欠佳，雍正命他乘御舆前往，鄂尔泰于途中折奏行程和已恢复健康，雍正获悉后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雍正四年（1726），雍正做主，将鄂尔泰的哥哥鄂临泰的女儿配给允祥之子弘皎，当鄂尔泰折奏谢恩时，雍正说他最信任的就是允祥和鄂尔泰，今既奉旨联姻，正可互相交往，“彼此规谏，以报朕知遇之恩”。对鄂尔泰的家事，雍正也极表关切，在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鄂尔泰的奏折上御批，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说他的祝愿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九月十六日，鄂尔泰在奏折中道出“（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

勉臣深切，臣之严师”。雍正却说他“字字出于至诚”，又在朱批中告诉他，在庆贺五旬圣诞的宴会上，因没有他出席，特将亲自尝过的食物寄往云南，就如同君臣对席了。当鄂尔泰经略陕甘期间，雍正命内大臣海望为之建设官邸，赐给用物，治成，雍正亲为检查，嫌不精好，责令海望重办，迨鄂尔泰回京，进入新宅，雍正又亲书“公忠弼亮”匾额赐之。雍正如此酬忠，鄂尔泰亦发感恩图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张廷玉，汉人，安徽桐城人，康熙十一年（1672）出生，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雍正当政，就命他协办翰林院掌院学士，晋为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管，太子太保，雍正三年（1725）署大学士，雍正四年（1726）晋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康熙实录总裁官，雍正六年（1728）转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雍正七年（1729）任军机大臣，加少保，雍正八年（1730）赐轻车都尉。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翰林院，十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公务繁忙。据他自己说，雍正宣召不时，一日晋谒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划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及出内廷，至朝房及公署理事时，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百数十人。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入紫禁城骑马，吏人随行汇报，处决事务。傍晚回至府中，“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由此可见，张廷玉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雍正所交给的各项事务之中。

张廷玉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是他的文字工作和草拟设立军机处规章制度。雍正面谕廷臣，多有记不准确，以之发布，不能宣达御意。雍正召见地方官员，往往命其回任给同省或路过地方官员转述旨意，这些人聆听时，或未听清，或有遗忘，传达得不合原意。此等事又不便责怪朝臣和疆吏，雍正恒思加以解决。就中也有例外，就是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军机处规章，由张廷玉制定，军机处成为枢垣，影响清代历史，这是张廷玉的功绩。但是在雍正的眼里，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由此不难看出，雍正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宰执来做，不过是个书记长，这地位，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因此，要评价张廷玉及雍正对他的重视，就必须注意到皇权高度集中下的大臣作用，就是由参与机务和书写文字方面体现的。雍正重视张廷玉，后者接受主子的奖赏，都是按照对这个职务的使命的理解及执行的好坏来决定的。张廷玉是很好地完成了他的职责的官吏。

雍正除给予张廷玉优厚的酬劳、爵禄之外，于雍正五年（1727）赐典铺一所，价值三万五千两。这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连日来朕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可见雍正真把他视作股肱大臣。雍正八年（1730）赏银二万两，张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领赐勿谦。当雍正身体不适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雍正十一年（1733），命张廷玉回籍祭祖，行前一日赐玉如意，特谕“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赐物品及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六十四部，独赐张廷玉两部。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联曰“天恩春灏**，文治日光华”。张家领此皇恩，岁岁用其词作门联，后来官民袭用，表达颂圣和希冀获恩的愿望。

张廷玉对黄山谷说的“万盲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缄默，这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为官之道。他以人主之意为意，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亦关己事。与缄默相联系，他主张恕道，如期言“待人好为责备之论，由于身在局外也。恕之一字，圣贤从天性中来”。与缄默相一致，他还相信和宣扬命运。他说自身任宰辅，管吏邵，常见皇帝想用的人，或遭到奏劾，或得病，或死亡，结果没有见用；而皇帝不想用的人，或因有人推荐，或时没有适当的人才，竟然获用了，所以人生荣辱进退，不在君主，更不在他人，而是“有一定之数”，因此他要人“以义命自安”，不要去追求。缄默做官，说白了就是老老实实当奴才，并且不管地位如何变化，总是老样子。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昭链说由于他及其门下士汪由敦、于敏中，造成“缄默成风”的政治局面。

田文镜，汉人，康熙元年（1662）出生，监生出身，康熙二十二年（1683）出仕县丞，久淹州县官，康熙五十六年（1717）始为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1723）署山西布政使，雍正二年出任河南藩司，同年升本省巡抚，雍正五年七月晋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六年十月为河南山东总督，雍正七年加太子太保，雍正八年兼北河总督。雍正十年（1732）十一月，以久病请解任，十五日批准，时为1732年12月31日，二十一日（1733年1月6日）命予田文镜祭葬，谥端肃。他可能死在1733年农历一月的头两三天。有记载说田文镜是雍正潘邸旧人，或云为雍邸庄头。雍正在康熙三十八年受封为贝勒，始得有庄田，其时田文镜早已出仕，不可能为雍邸庄头，后来也不可能成为雍邸旧人。雍正于雍正二年年底将陕西延安知府沈廷正调任河南开归道，在田文镜奏折中告诉他，沈“原系藩邸旧人”，又说“闻伊未到豫省，即先蓄成见，欲与汝作梗。试思朕岂有命一属员前来钤束上司，使掣肘于汝之理!伊若露有不肯尽心协助，实力承办，反倚势借端，妄作威福，卖汝以取媚他人情景，严加参劾，候朕重惩，决不姑宽之也。汝接到此谕旨时，可与伊共观之”。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田文镜不是雍邸人。沈廷正欲倚之势，即藩邸旧人之势，正欺田文镜不是老伙伴。雍正如此宽解于田文镜，也因其不是旧人，要他不必因此在藩邸人面前自惭废政。

雍正之所以宠待田文镜，是有缘由的。田文镜死后，雍正给他盖棺论定：

“老成历练，才守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这是雍正欣赏田文镜的所在，具体地说：

第一，一心为国，毫不瞻顾，不避嫌怨。雍正元年春天，田文镜奉命去华山告祭，路过山西，正值该省灾荒，雍正已有所闻，但晋抚德音谎称无灾，及田文镜回京，雍正问之，田如实奏报。当时，官员们一般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互相包庇，田文镜破此旧俗，忠君不欺，这使雍正为此很是高兴，命他去山西办理赈务，并革去德音之职。田文镜到河南不久，就遇上封丘罢考，他主张严厉镇压，以维护雍正的新政。河南学政张廷璐是张廷玉之弟，纵容生监罢考，田文镜不顾乃其兄权势，如实奏报此情，雍正因此处分了张廷玉之弟。为此事，张廷玉、朱轼等人对田文镜很是不满。田文镜为彻底清除山东粮驿道衙门的陋规，直言不讳地奏报户部等中央衙门接受规礼。他不依附于年羹尧、隆科多，钦差到豫，也不送礼，使钦差认为小看他们而到雍正面前说他的坏话。田文镜这种不畏权贵的精神却是雍正所欣赏之处。

第二，厉行雍正新政。清查积欠，实行耗羡提解，打击贪官污吏，保证府库充盈；惩治不法绅衿，平均赋役，调节了绅衿与国家、与平民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推行保甲法，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强化了治安。

田文镜在河南，屡遭攻击和议论，不满意于他的人有中央的、邻省的及辖区的官民，为数不少，究其内容，则谓其刻薄，虐待科目人和绅衿。田文镜也深知其处境，自称在河南行政，使“贪墨官吏、玩法士民不遂其私，多称未便，谤腾毁积，物议风生”。在就任河南山东总督之际，自己预料，照河南那样行政，山东也会“怨声蠡起”，但他表示不恤人言，坚决把在河南的政策移到山东，以不辜负皇帝的宠眷。雍正支持他，不是孤立把他看作一个人，看作田文镜个人，而是视之为“巡抚中之第一人”，“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允称大治矣”。雍正把他树为疆吏中之楷模，希望各省督抚向他效法。肯定的是他的行政体现了雍正振刷数百年颓风的革新精神和政策；是他雷厉风行，施行严政的手段受到雍正的肯定。雍正深知，田文镜与他休戚相关，对田文镜的评价，关系到对他的用人和为政的看法。他在田文镜奏折上写道“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他曾自惭用人不当，说“假如诸臣之中，不得田文镜、鄂尔泰，则朕之罪将何以谢天下也”。他们真是君臣一体，鱼水难分。雍正褒奖田文镜，既是支持这个宠臣，也是坚持自己的政治，为自己的政治辩护。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田文镜以揭发晋抚德音匿灾起家，而自身在晚年也以匿灾闹得朝野窃议，雍正却保全了他。田文镜常报祥瑞、人瑞、丰登，报喜报成了习惯，竟不报忧了。雍正八年（1730），河南水灾，田文镜不报灾赈济，还说“民间家给人足”，严催钱粮。灾民被迫逃亡邻省，湖广总督迈柱将河南的流民资送回籍，并将此事奏报雍正。田文镜却为己进行强辩，说直隶、山东、江南的饥民逃到河南，河南的富人遂囤集居奇，以致粮价上涨。又说和湖北接壤的地方收成好，粮价低，人民不会逃亡。谎言总是掩盖不了事实，到次年春天，大量的饥民离开家乡，四处乞讨，有的向山陕商人出卖儿女，田文镜不行救济，不帮助穷人赎回人口，唯以惩办中保媒人了事。饥民无法生存，群起勒令富人借贷。后来，雍正知道了此事，而且还见到了密参田文镜“匿荒不报，忽视民艰”的折子。当此之际，雍正极力为田文镜撑腰，说他是“实心任事之大臣，必无膜视民艰之理。大约因伊近来年老多病，精神不及，为属员之所欺瞒耳”。雍正不仅把他的责任推到其下属身上，而且还把攻诘他的人说成是“摇唇鼓舌”，不准议论。雍正为解决实际问题，派刑部侍郎王国栋赴豫办理赈务，“兼理稽察匪类，缉捕盗贼之事”。其实，田文镜匿灾，有其客观原因。他总报祯祥、大有，以歌颂雍正之治，“天心协应，叠见嘉祥”。按照雍正、田文镜一贯宣扬的，祥瑞是政治好的表现，灾异是败政的反映，田文镜怎么好承认有灾情呢?所以田文镜的匿灾，正是雍正君臣大搞祯瑞的必然恶果，雍正有鉴于此，自然要对其曲加保护。

田文镜原隶汉军正蓝旗籍，正蓝旗在下五旗，他不乐于此地位，向下僚河南布政使、汉军正白旗人杨文乾透露过这种心情。雍正五年（1727）春，时为粤抚的杨文乾陛见，言及田文镜的心思。那时正值李统、谢济世参劾田文镜案尚未了结，雍正为支持田文镜，将他拨入上三旗，“以示朕厚待贤良大臣之至意”。又命问田文镜愿入哪一个旗哪一个佐领，结果他选择了正黄旗。事后，雍正在田文镜的奏折上以朱批责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心思告诉他“君臣之际，恩义兼崇，一切衷曲，皆当剖析直诉。朕甚嗔汝，为何不以实告?……嗣后更有为难不得已处，慎毋如是含而不吐”。说归说，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君臣之间，怎能真正做到无话不谈呢?臣子怎敢放肆?田文镜究属老吏，经验丰富，雍正如此待他，又有允祥保护，他也不冒昧向皇帝提出要求，也不越分，谨守臣子之道，更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封建制度决定，君臣之间不存形迹是不可能的。不过像雍正这样对待田文镜也是少有的，难得的。

田文镜因其严刻为政，在当时受到广泛的攻诘，还留骂名于后世。其实他不避嫌怨，不徇瞻顾，正是应当称赞的。当时人指责他，是因他触动了绅衿的利益，并因此留下了一些反面的宣传资料，后人则误信了前人的资料，忽视了对其为政的具体分析。

李卫，汉人字又瑜，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生，康熙五十六年（1717）捐资为兵部员外郎，两年后升户部郎中。据说当时有一亲王署理户部事，每收钱粮一千两，加收平余十两，李卫谏阻不听，乃置一柜蓄其钱，外写“某王盈余”，置于廊下，把某王搞得非常难堪，方停止多收。因此被雍正看重，即位后，便任其为云南盐驿道，雍正二年升布政使，雍正三年擢浙江巡抚，雍正四年兼理两浙盐政，雍正五年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雍正六年兼理江苏盗案，雍正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少傅，雍正十年内召，署理刑部尚书，寻授为直隶总督，终雍正之世留居此任。

李卫离开浙江之后，因干预浙省事务，被后任程元章密参，雍正就此批道“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颓风耳。除此他无足称”。这里，基本上反映了雍正对李卫的评价。这里雍正讲了两条，一是赞他勇于任事，大节好；二是批评他粗率狂纵，不注意小节。雍正用其大节，发挥其优长，注意对他的教育，里其悛改。

李卫任云南布政使不久，奉旨奏议治河事，请求雍正访寻“深知黄河水利，实有经济”的人去总理河务，这是对任用齐苏勒为河督提出异议。又奉旨论用人，评他的老上司户部侍郎张伯行，谓其清廉，但不能持筹综理，“密于小而疏于大，是以多被群奸蒙蔽而不知，原为其操守廉洁可以胜任，而孰知库帑依旧暗销矣”。又议原任户部尚书赵申乔于钱谷吏治无一不谙练精详，“但其精神止用于分厘毫忽之间，及重大有关系之处反多有出入未妥”。还论及赵申乔湖南巡抚任上，无经文纬武之能，流弊至今未消。李卫如此议论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并非雍正放纵他，也非他妄盲。这是他以与雍正休戚与共之忠心，直言无隐地谈出他的看法，供雍正参考。

李卫兼理盐务，奏请关防，户部不准，李卫再以需要呈请，户部仍不给予。对此，雍正认为这是李卫毫不瞻顾和性情骄傲的结果，由于政务的需要，命令颁给。后来户部议复李卫关于两浙盐务的题本，称“该盐政”如何如何，而不称其“该督”，以事奚落，雍正下旨查问，原来是司官张复故意这样写的，雍正将其革职，发回原籍云南，交当地督抚严加管束。由此可见，李卫之遭嫉恨和雍正对他的保护。

江浙邻省，太湖周围又是所谓多盗之区，又都有海塘工程，所以两省官员多有事务联系，因李卫精明狂傲，自然引起两江总督范时绎的嫉妒和不满。雍正六年（1728），雍正以江南盗案多，而江苏巡抚陈时夏柔懦，范时绎缺乏戢盗之才，命一切盗案交李卫管理，并参与江苏军政举劾，当户部侍郎王玑到江南清查逋赋，雍正又命李卫与闻其事，这就超过了督捕盗案的范围。可以想象范时绎等将会多么得不满意于李卫的使命。李卫也深明于此，受命之初，奏明他的顾虑：“臣因除窝、拿盐、勘塘诸事，获罪于范时绎，而奉命议论河工，又与齐苏勒有芥蒂之嫌。”雍正也很清楚，所以在朱批奏折上告诉给李卫：“范时绎乃不足置论之人，与汝不协，更何待言。即以命汝办理下江缉捕一节，揆之其心，便可知矣。”同时又开导他：“人事参差不齐，何能计较纤细?”李卫获命后，在工作中发现张云如、甘凤池活动及张与范时绎关系后，而他不因涉及范时绎而放松对案件的追查，坚持要范时绎把张云如交到浙江审理。范时绎是李卫的原籍公祖大吏，李卫对其毫不徇情，也不怕范时绎在他老家纠参他，照直做去。雍正秉公处置，将范时绎革职。雍正十一年（1733），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尔泰之弟鄂尔奇违法，时为直隶总督的李卫不顾鄂尔泰的地位和眷宠均在自己之上，密奏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乱民。雍正览奏非常高兴，说“嘉许之怀，笔莫能罄”。原因是“非深悉朕衷，毫不瞻顾，安肯毅然直陈”。说得对，李卫若不了解雍正用人思想和原则，就不敢上陈了。雍正接着告诉他，对鄂尔奇的指斥由宫中发出不好，而且从内容上，众人也猜得出是你揭发的，你“不如公开指参，名正言顺，亦见当代有如是刚方大臣也”。李卫于是具折奏参，雍正命允礼等审查，终因照顾到鄂尔泰，只将鄂尔奇革职。李卫自出仕以来，不看情面，勇敢任事，以此报雍正知遇之恩，并在雍正的鼓励与保护下持之以恒，不改初衷。

说起雍正对李卫的教育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并且是持之以恒的，打开《朱批谕旨》中的《李卫奏折》部分，可以看到很多。李卫就任云南盐驿道的第一批奏折，雍正在批谕中讲，对他的忠诚勤敏没有顾虑，所不放心的是“尔以少年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于上司僚友中过于强毅自用，致招恃恩犯纵之讥”。要他一定以“谦能”待人，避免“以气陵人之咎”。但是李卫恃才傲物，对上司粗鲁无礼，有人密参他私下称呼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名时为“老高”“老杨”，在自己执事牌子上书写“钦用”字样，还偶尔接受他人礼物。雍正于是在他的奏折上批示“……嗣后极宜谦恭持己，和平接物。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其克谨克慎母忽”。随后，李卫在奏折中表示“若稍避嫌怨，万难整顿，唯有谨遵礼法，不敢任性，亦不敢委蛇从事”。雍正怕他分不清刚直与傲慢的区别，又朱批道“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弗相交涉，汝宜勤修者，唯‘涵养’二字最为切要，务须勉为全人，方不有负知遇殊恩，竭力操持可也”。又因人的习性难改，郑重告诫他：“书云习与性成，若不痛自刻责，未易改除。将来必以此受累，后悔何及!”不久，雍正又在李卫奏折上以身说法：“和平度宇，为朕生平之所羡慕；骄傲形态，乃朕生平之所检戒。以汝气质而论，亦宜时存此念，方收涵养功效。”雍正到了晚年，对李卫仍谆谆教戒不绝。在李卫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上朱批道，有人在朕前批评你“任性使气，动辄矢口肆詈”。接着开导他“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啻再三。丈夫立身行己，于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向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谤毁不弭自消矣。唯口出好兴戎，可不慎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