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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宠臣(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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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宠臣

有幸被雍正宠信过的王公大臣有:允祥、允禄、允礼、福彭、马尔赛、隆科多、张廷玉、朱轼、蒋廷锡、沈近思、年羹尧、鄂尔泰、岳钟琪、田文镜、李卫、高其倬、杨文乾、蔡斑、李统等人,眷宠隆而且久的,则是本节所讲的允祥等五人。雍正同他们的关系,反映了他的为人、用人和政治。

雍正和允祥,在康熙朝是至诚至信兄弟,雍正即位后则成了亲密无间的君臣。

雍正即位,命允祥总理事务,封怡亲王。元年设立会考府,命允祥主其事。允祥同时奉命管理户部三库、户部事务。雍正谅阎期间,四个总理事务王大臣中,主事的就是允祥和隆科多。

雍正统治前期,允祥主要从事整顿财政、发展生产的工作,而且兢兢业业,雍正赠他的诗中说“经理度支需赞画,畴咨水土奏丰穰”。雍正六年(1728)五月,雍正讲到云南布政使李卫的铜政业务时说“怡亲王之在户部,诺敏之在山西,李卫之在滇省,实系公忠体国,涤弊清源,劳绩茂著”。在此,他充分肯定了允祥理财的作用。雍正七年(1729),军机处成立,雍正命允祥为军机大臣,办理西北两路用兵的事情。前文说过,开始筹划这件大事时,只有允祥、张廷玉几个人参与谋划,由此可见允祥是雍正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允祥只在任总理事务王时官位最尊崇,后虽为议政大臣,军机大臣,但后一官职在军机处制度草创之时,远不像后来之尊贵。其实,允祥在没有正式名义的情况下,是在雍正指导下处理繁杂事务的。

雍正发号施令,有时亲自进行,发布口谕,或朱谕、朱批,有时用大学士传旨,有时则用亲信大臣,如雍正二年(1724)初冬,年羹尧陛见期间,就是用允祥传的圣旨。允祥是被经常用作传旨的亲王,在朱批奏折中,就有疆吏对怡亲王传旨事务处理的报告,即是他此类活动的证明。传旨,代皇帝发令,“口含天宪”,自极重要,而允祥等人的传旨,又与汉、唐、明的宦官专擅不同,他是以亲王之尊,奉皇帝之旨出纳王命,是参与处理最高级政务的表现。

雍正不许众官吏结党私营,为惩治政敌所必需,但官僚为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升迁,总想在权臣中找个靠山。雍正知道这种情况与结党乱政不同,虽然也不允许,但不绝对禁止,特别是为了牢固控制疆吏以及中级地方官,一人难以做到,需要有个中间人,这就使用了允祥。要他转递一些官员的奏折,还令一些大员私下和允祥接触。如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十三日的奏折朱批中说,知道你同怡亲王没有往来,今令你同他接交,因这是朕的主意,不用害怕,“保于尔有益无损也”。又为使齐苏勒进一步安心,告诉他对允祥的评价“王公廉忠诚,为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尔其知之”。有这个谕旨,齐苏勒自然要向允祥靠拢了。为了摊丁入粮的实行,允祥奉命主动支持创议人李维钧,雍正亦指示其有事可同怡亲王密商,迨后为拆散李维钧与年羹尧的关系,再次命他同允祥联系“诸王大臣中秉公为国家爱惜人才者,唯怡亲王一人,卿倘有不便达朕琐屑之隐情,怡亲王尽能照拂,并可为卿周全,卿何不乐为此不但干系之坦途耶”。如此看来,在当时与别人联络,有结党之嫌,唯与怡亲王交往不用作此担心,这是雍正特许的。在这类联系中,允祥作为皇帝代表,与那些人商洽政事,乃至他们的私事,疏通臣下与皇帝的感情,这也是使疆吏绝对忠于皇帝的一个方法,是皇帝无精力做的或不便做的,允祥替雍正操办了。

雍正说允祥“为国荐贤之处甚多”,允祥向雍正推荐允礼是件大事。

康熙第十七子允礼被雍正认为参加了允馔党,康熙死时,雍正罚他往守陵寝。这时允祥奏称允礼“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探明大义之人”,极力保举。雍正同意了他的荐举,雍正元年(1723)即封允礼为果郡王,命管理藩院事,雍正三年(1725)以他实心为国,操守清廉,给亲王俸,并按亲王给予侍卫。雍正六年(1728)晋封他为果亲王。以后雍正又用他管工部、户部三库、户部事务,任宗人府宗令,办理苗疆事务。使允礼成为雍正朝威不可侵的贵族之一。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个地位,雍正之所以能得此宠臣,用雍正的话说是“朕之任用果亲王者,实赖怡亲王之陈奏也”。允祥还以推荐李卫而被雍正感念在怀,据雍正说,李卫在户部任郎中时,还不知道他,是允祥“在朕前极力保荐,谓其才品俱优,可当大任”。所以才屡加擢用,使之位至封疆大吏。其他经允祥保举的人尚多,如刘世明用至福建总督。

允祥还能向雍正进谏。雍正用年羹尧主持青海军事,隆科多阻挠他成功,允祥针锋相对,向雍正说“军旅之事,既已委任年羹尧,应听其得尽专阃之道,方能迅奏肤功”。雍正接受了他的意见,便不从中掣肘了,于是青海问题迅速得以解决。雍正要惩治一些官僚,允祥也屡加谏阻,追赔户部积欠,经允祥多次奏请,雍正作了减免。

此外,允祥做的事还很多,管理汉侍卫,督领圆明园八旗守卫禁兵,负责雍正办公处养心殿的用物制造,雍正的藩邸旧务,诸皇子的事务,雍正的陵寝,均由允祥经管。雍正曾说他办过的事情“总理事务,王夙夜匪懈……

至于军务机宜,度支出纳,兴修水利,督领禁军,凡宫中府中,事无巨细,皆王一人经画料理”。而且“无不精详妥协,符合朕心”。由此可见,允祥不仅是参与帷幄的重臣,而且是雍正的大管家和侍卫长。

允祥如此事君,雍正待他也不同寻常。雍正元年(1723)封王后,雍正要按自己被封时得银二十三万两的例子赐予,但允祥谦谢不要,最后接受了十三万两。雍正又要照例支给他六件官物,允祥固辞不受,雍正就另行加恩,将他兼管佐领改为其属下,另多赏给侍卫和亲军。三年服满,以总理事务功劳,加封允祥一个郡王,任从他于诸子中指封,允祥坚决不受,雍正就给他增加俸银一万两。雍正四年(1726)七月,雍正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予允祥。对此,他解释说,允祥的忠,是“公而忘私,视国事如家事,处处妥帖,能代朕劳,不烦朕心”。敬是“小心兢业,无纤毫怠忽”。诚是“精白一心,无欺无伪”。直是“直言无隐,表里如一”。勤为“黾勉奉公,夙夜匪懈”。慎乃“一举未尝放逸,一语未尝宣漏”。廉是“清洁之操,一尘不染”。明为“见理透彻,莅事精详,利弊周知,贤愚立辨”。他继而又说在廷臣之中,做到“忠勤慎明”的不乏其人,而具备“敬诚直廉”的则为数不多,望百官能向他效法。同年,直隶总督李级因允祥在畿辅搞营田,而直隶无档案,因此奏请可否立档。雍正批示说“怡亲王所办之事,何用尔衙门备卷!尔等大臣为朕任用,虽百千聚集一处,朕依赖未必如王一人也。勉之。必效法王之屏尽私心,纯然忠爱,以受朕如是见信,庶不负为人臣一生之名节也”。十月初一是允祥生日,某年生日前,雍正指令词臣代他拟诗做寿,诗要表达允祥“赤心为国,至诚待朕,明敏通达,廉洁正直,上苍自然垂佑锡福锡寿,君臣兄弟永永吉祥等意”。雍正八年

(1730)五月,允祥生病,雍正拨库帑为其斋醮祈祷,并令廷臣设醮。在允祥病危之时,雍正亲往探视,及至,允祥已死,次日亲临奠祭,赞他是“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命配享太庙,准许他名字上一字用“胤”字,赐谥曰“贤”,并破例将往日所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置于谥号之上。又在京西白家疃、直隶天津、江苏扬州、浙江杭州为立祠祀。雍正十年(1732),安葬允祥,雍正亲往奠送。允祥死,子弘晓袭爵,原来不接受的另一郡王爵,雍正封其第四子弘皎为宁郡王。允祥子弘暾早死未受封,其聘妻富蔡氏入府守寡,雍正因命将弘暾视贝勒例殡葬。雍正对允祥及其家属的宠眷,是很少见的。

总之,怡亲王允祥克尽臣弟之道,忠心不二地为雍正既当大臣又当仆人,在雍正朝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为雍正的专制统治尽心尽力。同时他不居功,极其谦抑。这一点,当然为极端强调君权的雍正所喜。他保持宠眷不衰,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彭绍升指出允祥“每承恩礼,益加谦畏,故上眷遇日笃。”

作为雍正兄弟受到宠爱的还有允礼、允禄等人。允祥死后,允礼似有顶替他的味道。李卫到果亲王府请安,允礼对他赏赐甚多,事后,李卫报告这件事,雍正说:“王之优待断非出于笼络之术,卿之晋谒亦非怀有趋奉之心,朕皆深信而无疑者。人臣于义固无私交,若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又惟恐其不然也”。雍正在李卫另一奏折上又批道,允礼“居心虚公,非若辈大臣所能企及”。把允礼看得很重。雍正元年,庄亲王博尔铎死,因其无子,雍正命十六弟允禄承袭,雍正对其钟爱程度可见一斑。雍正还让他管理内务府事务,同时加强对他的教导。在赐诗中说:“尽洗膏梁习,须教学业醇。股肱兼耳目,属望更谆谆”。要求他克服贵胄的纨袴习气,做胜任的亲信重臣。

雍正对那些小兄弟也赐予爵禄。雍正四年(1726),封十五弟允祸为贝勒,雍正八年(1730)晋封为愉郡王。雍正四年封二十弟允讳为贝子,雍正八年改封贝勒。二十一弟允禧得到允祎的好感,褒他“立志向上”,雍正八年封他为贝子,继而认为他“感恩向上之念果诚,将来可望成立”,晋封贝勒。雍正也封二十二弟允祜为贝勒,二十三弟允祁为镇国公,认为二十四弟允秘“秉心忠厚,赋性和平”,在宫中读书,学识已经增长,封为诚亲王。所有这些都表明,雍正除严厉打击与之争位的政敌允裸等人外,团结了允祥、允禄、允礼一班弟兄,使他在皇族中并不孤立。

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1680)生,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官场蹭顿,康熙五十五年(1716)始为内务府员外郎,终康熙之世居于此职,故心常怏快。康熙六十年(1721)元旦,时届四十二岁,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写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想不到后来知遇雍正,出将入相,为一代名臣。

早在康熙年间,时为雍亲王的胤祺要鄂尔泰为其办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拒不应承。胤祺认为他刚正不阿,是忠臣的资质,即位后召见他,赞赏地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雍正元年正月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即超擢为江苏布政使。雍正不计前嫌,以才德用人,有豁达大度之胸襟。雍正三年(1725)九月,升鄂尔泰为广西巡抚,寻觉之仍可大用,在其赴任途中,命调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原总督杨名时只管理云南巡抚。二人名实颠倒,为的是人尽其才。雍正四年十月,实授鄂尔泰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六年十二月,雍正命鄂尔泰兼管广西,封为云贵广西总督。雍正十年正月,鄂尔泰内召至京,受封为保和殿大学士,居首辅地位,充经筵讲官,国史、实录、明史三馆总裁,二月封一等伯。七月,因西北两路用兵不利,雍正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后又巡视北路军营。雍正十三年,贵州台拱地区新设州县的土民叛乱,雍正为显示赏罚分明,以鄂尔泰经理未善,削其伯爵,留男爵,休致,仍食大学士俸,并命其为办理苗疆事务大臣,眷注实未改变。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以及他的业绩,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他适时地提出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这方面已在前文说过,在此,仅将鄂尔泰的作用略叙:他正确地提出改土归流的目标、方针、措施,获得雍正的批准;认真实行,调兵遣将,任用能吏,剿抚兼施,基本完成改流事业,就中他不辞辛劳,深入各地山寨,就近指挥,成功较为迅速;他负责的云贵广西的改土归流,推动了邻省两湖、四川的改流事业。

二是洞悉用人理论。鄂尔泰与雍正论用人,讲才职相当,讲设官为办事而非养闲人,讲珍惜与教育人才,是用人学上不可废弃的精当至论。鄂尔泰有识人之明,拔哈元生于末弁之中,识张广泗于众属吏之间,但对他们的评价亦较客观。他在雍正八年(1730)五月,说哈元生“虽勇敢,少近残刻,止可备调遣,不足以资统帅”。后来哈元生的经历证明他的看法是准确的。他论张广泗,胸襟颇开阔,立志颇坚定,“但明敏强干,犹属见事办事,若夫先筹全局,次扼要领,不遗琐细,而一视繁难,张广泗心能知及,而尚未能了了”。雍正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又讲“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君臣际合,本身就是他们君臣知人用人理论的体现。

三是响应号召搞祥瑞。在奏报祥瑞的大臣中,鄂尔泰当首屈一指,他以此遭讥,在所不惜。他亦知祯祥之妄诞,所以大理令刘某以此奚落他,不但不记仇,反而嘉其公直,向雍正推荐他。他的报祥瑞,是在政治斗争中支持雍正的一种手段,当然其倡导迷信是愚蠢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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