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是剧贼罗苹还是侠盗鲁平 （第2页）

“美国革命”与黑色电影对主题的影响从作者最初的构想来看，“民国三部曲”原本是作为《密室小丑》与“陈爝系列”的前传来写的，然而眼看构架起的世界观越来越大，立意也发生了改变，从一开始意图为“密室小丑”立传，逐渐转变为梳理侦探小说发展的流变，以及畅想中国侦探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相比为“欧美黄金时代”高唱赞歌的《侦探往事》，这本《侠盗的遗产》不论从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也可以看出欧美古典侦探小说衰弱之后，大众对侦探小说的趣味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英国侦探小说家安东尼·伯克莱（AnthonyBerkeley）曾断言：“纯粹以解谜为主，重视情节却忽略人物塑造、缺乏文风和幽默感的传统推理小说时日不多。未来的推理小说，心理成分在吸引读者方面将超过数学成分。”现实中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以解谜为主的古典侦探小说开始式微，注重心里悬疑的作品开始流行，同时在美国也掀起了一场由硬汉派侦探小说家引领的“美国革命”。《侠盗的遗产》似与现实中侦探小说的处境相印证，如《侦探往事》中那群侃侃而谈的贵族般的名侦探们消失了，转而出现的是一个奔波于街头暗巷，游走于黑白两道的硬汉侦探形象。

关于作品的主题，按照此前作者的创作路线（如何完全本土化），以及这部小说中表达出对冷硬侦探小说的致敬（哈米特的小说、钱德勒的名言和那只与马耳他黑鹰同为禽类雕塑的子乍弄鸟尊），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部融合冷硬元素与心理悬疑，并试图讲述原创推理“困境”的侦探小说（非本格推理）。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后，我们先来看看何为冷硬派（Hard-boiled）侦探小说。故事中侦探白沉勇在书店翻阅过一本名为TheMalteseFa（《马耳他之鹰》）的西文侦探小说，这正是作家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Hammett）创作的第一部冷硬派侦探小说。作品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文坛的关注，短短十年之内，就被翻拍了三次。后面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Thorntondler）——一位是残酷大街的写实巨匠，一位是罪恶世界的浪漫诗人——共同开启了“美国革命”，冷硬派侦探小说应运而生。

英国侦探小说家多萝西·L。塞耶斯（DorothyL。Sayers）曾表示，侦探小说永远也达不到文学造诣的最高标准，因为侦探小说是一种“遁世文学”。雷蒙德·钱德勒在《简单的谋杀艺术》一文中认为，古典侦探小说（本格推理）之所以走入死胡同，是因为他们把小说写成了枯燥的公式，使得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变成了机械的情人、纸糊的恶棍和侦探。当然，冷硬派推理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写实性，它还有着不同于古典推理的“腔调”，要理解这种独特的冷硬腔调，必须理解冷硬侦探的文学谱系。中国台湾作家杨照认为，这套文学谱系的先驱，且不可忽视的作家是海明威，他对“冷硬”形象的塑造影响了哈米特，而哈米特则将“冷硬”变成了“硬汉侦探”，而后继者更是在此基础上开启了各式各样的创造。

回到《侠盗的遗产》，通篇阅读下来，尽管作品试图表现粗粝的现实主义风格，但侦探角色的“腔调”却不那么“冷硬”，不那么冷酷潇洒，也不太说类似于“每个人都有怪癖，我的怪癖是爱在睡觉时握把上了膛的枪”这种充满硬汉风格的句子。有两种可能，一是作者笔力不逮，没有领会到冷硬侦探小说的真正魅力所在，二是为了成全最后的解答，所以卖的破绽。但不论如何，作品的侦探故事线只能说捕捉到了“冷硬”的形，却无“冷硬”的魂。

不过相比冷硬侦探小说，作品更让我感受到一股浓郁的好莱坞黑色电影（filmnoir）风格。如何定义黑色电影，主流的看法是冷硬侦探小说和德国表现主义（GermanExpressionism）综合的结果。这个术语关联着一定的视觉与叙事特点，如低调摄影、潮湿的城市与街道、弗洛伊德式的人物，以及对蛇蝎美女的罗曼蒂克迷恋。在人物方面，正义凛然的法律代理者不再受到重视，那些上层人物皆为腐败者，深藏于黑暗的侦探、不诚实的警察与犯下命案的杀手被推到了大众眼前。包括其中精神病院的故事线，又令我联想到了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DasetdesDr。Caligari），其中心智反常而引发的奇异幻觉、精神病院院长的教唆，以及叙述者最后的惊醒，不知是否作者有意为之。

总的来说，我们能从故事里读出作者将故事中的人物从“豪华的洋房”中驱赶到“阴暗的小巷”中的意图，整个故事的氛围也与冷硬派侦探小说的气质大致相符，尽管白沉勇并不是山姆·斯佩德（SamSpade）和菲利普·马洛（PhilipMarlowe）那样的硬汉侦探。

故事中的暗线与隐喻

作者编排在故事里的暗线之密，可谓俯拾皆是。

首先是时间线，白沉勇与李查德的故事线相差一年，根据已知的线索可知白沉勇故事发生于1934年秋，而精神病院的故事则是1935年秋。这里的提示很明显，如白沉勇在侦探社听的Don'tFen是乡村歌手Gery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发行于1934年；徐欣夫导演提到自己正在创作《翡翠马》的剧本，而《翡翠马》直到1935年才上映；参与“职能治疗”时翻阅报纸，读到了“著名女明星吃安眠药自杀”事件，这里指的应该是阮玲玉，包括“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下台”，这些事件均发生在1935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时下流行的叙述性诡计，由于暗示过于明显，我更认为是作者为了完成之后更大的身份逆转所布下的“迷雾”——你以为我要玩这个把戏，其实我还暗藏了一手。

说到逆转，在故事快结尾时，精神病医师说“我”生活在“六十年后的中国”那一段，着实令我大吃一惊，心想作者是不是玩脱了，结果也是虚晃一枪。联系之前白沉勇在书店翻阅晚清民国科幻小说（当时一般称为科学小说、理想小说）的段落我才幡然醒悟，这位医师所言均是晚清民国时期小说家对未来之预言！

试举一例，“我们与日本的战争，也已取得了胜利，欧美各国承认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句话，灵感来源应该是作家劲风在《小说世界》杂志发表的科幻小说《十年后的中国》，小说描写“W光引起了沉睡多年的富士山的喷发，日本全国震动，最后无条件投降。此时欧美各国早已闻风而动，纷纷‘恭贺’我国，承认了中国在世界联盟中的位置，于是中国就此强大起来”。另外，“现在的世界，哪里还有什么野鸡妓女。不要说野鸡，就是高一等的长三、幺二、书寓、住家，也都绝迹了许多年数了”的想象，则出自白沉勇在书店中翻阅的陆士谔所著的理想小说《新中国》。

而这一部分，也与此前陆澹安所言孙了红“因年少蹭蹬，是以中岁后意气消沉，牢骚满腹，觉得茫茫人海，可亲者少，而可仇者多，遂致性情乖僻，与世相遗，不与俗谐”的形象遥相呼应，让人顿时坠入云雾之中，分不清叙述者是否是孙了红本尊。

关于故事隐喻的部分，令我最在意的点发生在“我”与胎记男的对话中。小说中胎记男说自己的哥哥因嫉妒弟弟的才华而将其迫害至精神病院，但文中作者留下了一个很显眼的提示——大到无法忽略的胎记。这与他自述“我长得英俊”相矛盾，作为一个读书人，为何“手心都是老茧”？同时又说自己“我口才不如笔头”，却在叙述中滔滔不绝。这三处疑惑不禁令人产生一种猜测——他或许并非是弟弟，而是杀死弟弟的哥哥。因为无法接受弟弟死亡带来的冲击，精神上出现问题，被囚禁于慈恩疗养院中。结合故事结尾“我”产生精神病的原因，及作者借王曼璐之口说“他是真疯”，可以断言胎记男的故事就是作者留下的对故事真相的暗示。

故事中提到的孤岛书店，是作者时晨在上海真实经营过的一家侦探主题书店，因疫情和租约的原因，目前暂时歇业，应该还会再开。

故事中的上海侦探作家研讨会，对应的是现实中的上海悬疑推理作家研讨会，除作者本人外，那多、蔡骏、马伯庸、孙沁文等知名悬疑推理作家也有参与，孤岛书店即该研讨会的常驻地。

作者在小说中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中华侦探小说会”，就相当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推理作协了。有趣的是，书中出现的侦探小说家们对导演徐欣夫所发表的建议，并非作者杜撰，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都可以查到。也就是那些话确实是他们“自己”说的，如张碧梧的言论出自《侦探世界》第十六期之《侦探小说之难处》，赵苕狂的言论出自《侦探世界》第二十四期之《别矣诸君》，等等。相当于这些民国侦探小说名家给大家上了一堂“侦探小说创作课”。

文中还有许多给推理迷的小彩蛋，如李查德·华脱（RichardWhite）这个名字，也很明显暗示了最后的身份真相，而华脱正是White（白）的意思，“白”一方面有向往白人的意思，“华脱”两字同时也有脱离中华的意味；张布朗神父的名字对布朗神父的致敬、医学院窃镭案对思考机器《消失的镭》的致敬等，就不一一列举了。至于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本作的“麦高芬”子乍弄鸟尊究竟藏在何处？

我想作者是有意做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我上网查了一下，关于鸟尊是如何流入美国的，有许多种说法，其中一部分人认为，鸟尊可能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流入美国。百年之前，这件罕见的青铜器珍品可能被盗墓贼从古墓中盗出，不知中间发生了哪些变故，最终鸟尊又成了皇室收藏，还被精心保养。八国联军入紫禁城后，鸟尊被掠回美国。不过作者虽没写明故事中鸟尊的去向，倒也留下了一点线索，或许在王曼璐与阿弃的那段“捉迷藏”的对话中可以找到答案。

侦探小说本土化创作困境

清光绪三十三年，周桂笙在《月月小说》第七号之《上海侦探案》的“引”中谈到：“若要讲到我中国的侦探，这句话可很不容易说的。何以呢？因为中国是一个数千年的大国，真是地大物博，早就文明开化的，那里敢决然说他没有这个呢？然而要说一定有的，那个真凭实据，却也难找。从前有人见了外国的侦探小说，就说这件事只得让他们独步的了。后来有人不服，说中国何尝没有侦探小说，那包龙图七十二件无头公案，不是侦探小说么？这种说话，岂不可笑？”

周桂笙的这番话说明了两点，一、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是完全的舶来品；二、公案小说不是侦探小说；既然从前没有，那写作必然是从模仿开始。不论是程小青还是孙了红，作品里或多或少都有外国侦探小说的影子。可以说，霍桑和鲁平即便披了一层外衣，大家还是能瞧见其骨架依然是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宾。

对于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程小青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说到我国创作的侦探小说，在民国七八年间，也曾有过一小页灿烂的记载。……可惜这许多作家都是‘乘兴而作，兴尽而止’。他们的努力，不久便变换了别的方向，不能始终其事。这委实是侦探小说界上的一种莫大的损失……”其后，国内创作侦探小说几乎陷入停顿。直到新世纪初，网络上才开始出现一批新生代的作者。然而这些作者同数十年前的前辈一样，又受到了来自日本推理作家的冲击。不同的是，这次给予冲击的不是欧美黄金时代的作品，而是日本新本格推理。于是一切重来，又从模仿和学习开始。阅读大量的日系推理，难免不受其影响。有些作者的问题更是严重，不用日本背景或日本人名，便无法进行小说创作，读到中国人名出现在推理小说中，也觉得莫名突兀，以至于国内每年出版的推理作品虽众多，真正本土化的推理小说却很少。

国内推理作者开始意识到问题，于是开始大量使用中国元素，但仍被一些读者指出虽披着一层本土的“皮囊”，“内里”却还是日本那套，凡暴风雪山庄必言绫辻行人，凡大型诡计必谈岛田庄司；然而这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内里”，细究起来，也不过是欧美黄金时代的产物，非日本独有。只是新生代读者读日系推理小说多过欧美侦探小说，先入为主罢了。

本书作者身为中国推理的创作先锋，苦本土化久矣，于是便借着《侠盗的遗产》发出了诘问，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刘小姐提起徐欣夫有意拍摄陈查礼电影时，白沉勇表达出的不屑。他认为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DerrBiggers）笔下的“中国大侦探”陈查礼其实并不真实，没有阳刚之气，“走路像个女人，脸像个婴儿”这种原著里的句子令他感到厌恶，这里面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白沉勇读过“陈查礼探案”系列，那时候中国还未引进中文版（从注释中可以看出来），说明他会英语；二是他本身作为美籍华人，自诩硬汉侦探，对于西方弱化华人男性阳刚一面的事实，他无法接受。这是白沉勇的痛苦。

文中反复提及“不可脱”的费多拉帽，以及对冯素玫的驱魔仪式，结合作者这些年来对中国推理小说创作“本土化”理念的坚持，或许是暗喻一种对西方侦探小说的“祛魅”，但却又用白沉勇这样一个在美国成长的中国人的混合体来表达一种对本土化创作的无力感与怀疑。

综上所述，我认为《侠盗的遗产》是继完全西化并追忆黄金时代的作品《侦探往事》之后，一部展现本土化创作“困境”的侦探小说。

正如侦探白沉勇一样，认知上他是美国人，却在扮演一个中国人，这不正是目下华文推理小说的困境吗？费多拉帽是西方的，即便脱下，头发依旧是金黄色的；魔鬼是西方宗教的产物，然而驱魔仪式的手段却也是西方的；侦探小说究竟有没有国别？做到何种程度才算真正本土化成功？西方剧盗亚森·罗苹与东方侠盗鲁平真的有区别吗？

这些问题正如白沉勇和李查德追问自己是哪国人一样，答案尚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