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隋唐之制度（第3页）

《唐六典》：“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及各州，皆有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二人或一人。”

别有弘文、崇文馆学生，讲习经业，兼学书法。

《唐六典》：“门下省弘文馆学生三十人，太子崇文馆学生二十人，其课试举送如弘文馆。”

当太宗时，学风最盛。

《新唐书·选举志》：“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白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

天宝后，学校遂衰，员额均减于旧。

《新唐书·选举志》：“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元和二年，“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而已。”

《选举志》，正史专志之一，《新唐书》新增，专论科举取试。

而学风之坏，亦颇为时人所讥焉。

《与太学诸生书》（柳宗元）：“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仆闻之，遂退托乡闾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

唐代重科举，其学校亦科举之一法，非专为讲学之地。天宝中，尝令举人专由国学及郡县学，后又复乡贡。

《新唐书·选举志》：“举人旧重两监，后世禄者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天宝十二载，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十四载，复乡贡。”

故终唐之世，人悉骛于科名，而唐之科目亦特备。

《新唐书·选举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士皆怀牒自列于有司，

《新唐书·选举志》：“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

各科之试法不同，要以明经、进士二科为重。

《新唐书·选举志》：“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凡《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凡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穀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第，白身视五经，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者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又：“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

《开元礼》，《大唐开元礼》的简称。唐代官修礼制书，上承先秦汉魏，下启赵宋，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故名。

其得第者，大抵百分之一。

《文献通考》：“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世多病其法之不善，然九品中正之弊，致成贵族政治。矫之以科举，而平民与贵族乃得均享政权，是亦未始无关于国家社会之进化也。

隋都长安，以洛阳为东都。唐室因之，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两京城坊之壮丽，轶于前世，《两京城坊考》（徐松）详述之。

《两京城坊考》：“唐西京初曰京城，隋之新都也。开皇二年所筑。唐天宝元年为西京。”“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南即皇城。”“傅宫城之南面曰皇城，亦曰子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寮廨署，列于其间。”“外郭城隋曰大兴城，唐曰长安城，亦曰京师城。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山，左临灞岸，右抵沣水。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面各三门，郭中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其间列置诸坊，有京兆府万年、长安二县所治，寺观邸第编户错居焉。当皇城南，面朱雀门，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东西广百步，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东京一名东都，始筑于隋大业元年，谓之新都。唐显庆二年，曰东都。”“宫城在皇城北，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皇城傅宫城南，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城中南北四街，东西四街。”“东京城，隋大业元年筑，曰罗郭城。唐长寿二年李昭德增筑，改曰金城。前直伊阙，后倚邙山，东出[imgalt=""class="i;srages092718247693。jpeg"]水之东，西出涧水之西。雒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周五十二里，南东各三门，北二门，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

日本之平安京，即仿唐之长安城，彼国至今犹盛称之。考史者所宜资以比较者也。唐之都会，民居与市廛不杂，故商店悉聚于两市，

平安京，今日本京都。

《两京城坊考》：“西京东市，隋曰都会市，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四面街各广百步。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西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北广于旧。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东都南市，隋曰丰都市。唐以其在雒水南，故曰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其西市、北市之制未言，当亦等于南市。）

《两京城坊考》，全名《唐两京城坊考》。为研究隋唐时期长安、洛阳的宫殿遗址、建筑布局、城坊制度等的史籍。清代地理学家徐松（1781～1848）撰。

而掌以市令。

《唐六典》：“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凡卖买不和而榷固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其地方亦各有市令焉。

《唐六典》：“汉代诸郡国，皆有市长。晋、宋以来，皆因之。隋氏始有市令。皇朝初，又加市丞。户四万以上者省补市令，州市令不得用本市内人，县市令不得用当县人。”

唐人之居室，以贵贱为差等。其制掌于左校令。

《唐六典》：“左校令掌供差构梓匠之事，致其杂材，差其曲直，制其器用，程其功巧。丞为之贰。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