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经济之变迁（第3页）
其清末币制借款，仅付40万镑，余未及交而革命事起。
《国债辑要》：“1911年1000万镑之大借款，两方交涉，正在困难之中，忽辛亥之乱起，四国银行团仅交付40万镑之前付金，其余均一时终止。”
民国以来，政纲瓦解，中央政府不能节制地方，举凡到期之外债，急需之军费政费，举恃外债以应之。于是逐年以债累债，积至12万万有奇。（民国十一年财政部公布外债数，有抵押品者，约共102900余万元；无抵押品者，约20040万元，合计约126900余万元。）而各省单独所负之债及交通部之债额，尚不在内。
《国债辑要》：“铁道外资总额，合计30989000镑。”
此民国政府所以为世所诟病也。清季尝募昭信股票及爱国公债，是为内债之滥觞。
《民国行政统计汇报》：“我国内债，滥觞于前清光绪甲午年昭信股票之发行，定额1万万两，年息五厘，二十年还清。然其时人民鲜知运用公债之利，当道办理多未得法，以致购买无人，率归失败。辛亥事起，清政府复发行爱国公债，定额3000万元，年息六厘，通共收数不满1200万元。”
民国以来，以外债之不能应手，累年发行国内公债，积至民国十一年，凡欠内债45000万有奇。（民国十一年财政部公布内债数，有抵押品者，约共20840余万元；无抵押品者，约24900余万元，合计约45700余万元。）论者谓国民之实力即此可觇。然以人民有限之财，供当局无厌之欲，要亦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耳。
《全国银行公会建议案》：“民国发行内债，计元年公债12000余万元，三年公债2400万元，四年公债2400万元，五年公债1500余万元，七年长短期公债70余万元，八年公债1900余万元，八厘军需公债570余万元。整理金融公债，截至最近止，已发行4700余万元，共计票面3万余元。其间市价高低不一，以目下市价计之，约计现洋2万万元左右，此皆募自民间者。……年来变乱相乘，公私交困，而能吸收内债如此之巨，孰谓吾国民无实力乎。”
经济之变迁，全视人口与物质之关系。清代人口，虽无精确之统计，然当道光中已达四百兆之数。太平军之后，人口锐减。同、光以来，生息又复其故。稽其约数，最近之人口，殆不下四亿三千余万。而近人之欲望与需要，远轶于前数十年，供求不相应，则时时现恐慌之状。道德之堕落因之，思想之激烈因之，是亦自然之趋势也。
近数十年人口约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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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加，而土地初未增拓，则生计自然日形困难。以民国五年农商部统计表观之，全国农田园圃凡十五万万余亩，以四百兆人分之，一人不足四亩，即以所列荒田合计，亦不过人得五亩，而常年灾歉之地，又占三分之一强，此所以常悬民食不足之问题也。
《民国五年农商部统计表》：“各省田圃面积，1578347925亩。荒地面积，578867296亩。灾歉田地面积，653475445亩。”
吾国北方人民多食豆麦杂粮，南方人民则全食米，米价腾贵，则百物之价值随之而长。各地米价虽不一致，以上海近年米价腾贵推之，即可得其梗概。
《民食问题》（《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五号）：“上海米价，在欧战以前，每担约五元。到去年十二月已经涨到七元二角；今年四五月间，到了八元五角；六月初间，到了十一元；二十日后，居然涨到了十六七元。”
吾国号称农业立国，然每年尚须购入食米数百万担或数十万担。列食米出入口表如后。
民国元年至八年食米出入口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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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遇大荒，或邻国荒歉，需购吾米之时，则食料不敷分配，而贫民有因以断炊者矣。
近年世界各国，因经济之变迁，而致工人罢工者，所在皆是。吾国受其影响，以及国内经济之变迁，亦时有罢工之举，而劳工问题遂为社会最重要之一事。虽都会及商埠与内地情形迥殊，不可一概而论，然牵联钩贯，各地之工价随时增长，亦如潮流之澎渤。试就清末汉口工厂之工价与近年广州劳工之工价相较，即知其增长之趋势矣：
《汉口》：“武昌织布厂工二千人，工钱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一日一人200文，中等150文，下等100文。执业之时间，午前自六时至十二时，午后自一时至六时，夜晚七时至十一时。……纺纱局职工一千五六百人，工钱分三等：上等400文，中等300文，下等100文以上。执业之时间，午前六时至十二时，午后一时至六时，目下虽不为夜业，若有夜业时，则给以一日分之工钱。……官丝局职工470人，皆系女工，工钱上等180文，中等120文，下等90文。执业时间，午前自六时半至十一时半，正午自十二时至六时半。……第一工场职工453人，男工一日最高15仙，最低7仙；女工最高13仙，最低6仙。执业时间，每日午前七时至午后六时。……汉阳铁政局职工，男工400余人，女工1000人以上。炉子房男工，月薪6元，押板房6元，脱板房4元，上药房6元，轧刀房6元，装盒房女工每日5仙，抽斗业5仙，成包房7仙。”
《广州劳工状况调查表》（郑筹伯）：“织布工厂内漂纱及上机用男工，月薪十余元。织布则多女工，每织布一丈，得工值5分，每日约得2～3角。织毛巾者多女工，每织一打，得工值3角，日可获4～5角。机器工人月薪可得20～30元。造木船工人月薪不过7～8元，造汽船者恒至20～30元。电灯工人，分修路线与厂内司机二种。厂内司机者，月薪数十元，工作时间分日夜班；每班约八时至十时；修理路线者，月薪仅8～10元耳。建筑工人，分泥水、造木两种，所业虽各不同，而工作必须互相联络。工值从前每日3角，近日已涨至7角。店主得1角，工人得6角。工作时间，如每日由六时开工，则至九时必休息一时或二时，至十一时后开工，至一时又必暂停，下午五时，则一日之工作完矣。人力车夫，日夜二人交替，合租一车。如遇旺时，日夜可得1元8角余，除车租外，实得一元二三角。二人均分，每人得6～7角。”
仙，货币单位，港台及东南亚人对英文t（即“分”）的音译。
国内之地，不足以养其人，则必求食于国外。华人之移殖海外者，远起宋元，至明代而渐盛。清代严海禁，而冒禁出洋者殊夥，大抵皆闽、广人也。清季华工之出洋者益多，往往受外人之排斥，而政府初不保护之，任其自为谋。
《中国五十年来之外交》：“同治十二年，古巴之夏湾拿（Havana）有虐待华工事，政府与日斯巴尼亚交涉，至光绪三年始议结。废同治三年招工之约，听华侨之自为谋。”“光绪六年《中美续约》，中国承认美国得有限定在美华工人数及华工居美年数之权。”“是后十余年，美国对于华工之取缔，逐渐加严。而欧工之中之爱尔兰人，仇视华工亦日以加厉。中国既承认美国之有权限制，则惟有听其所为而已。”“二十年，驻美公使杨儒与之订《中美保工条约》，中国允自禁华工之前往。”“从此，在美华工有减无增。”
夏湾拿，今通译哈瓦那，古巴首都。
间思吸取华侨之金钱，则派员一巡视，而名为爱护侨民，
《光绪政要》：“光绪三十四年，命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考察南洋华侨商业情形，历经美属之飞猎滨，法属之西贡，暹罗之曼谷和属爪哇之巴达维亚、三宝垅、泗水、日惹梭罗及附近苏门答腊之汶岛，英属之新加坡、槟榔屿，及附近之大小霹雳等埠。”
而于外人之苛待，固无术以抵之。
《中国五十年来之外交》：“英荷所属之马来半岛及东印度群岛，华商颇占势力，而侨民之数亦特多。英属各大埠，我国早设置领事，而荷兰属地则否，华侨深以为苦。光绪三十年以后，荷人对于华侨更设种种之苛例，侨民大窘，屡告急于政府。宣统三年，始设立领事条约。”
论者谓吾国通商口岸输入恒超过输出，而其所恃以抵补者，在海外工商能以其工资及商业所得，输入祖国，然其数虽不能确定，大致亦甚微也。
吾国之对外贸易总额，年有增加，自表面观之，亦可谓为经济之进步。
《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三号《三十年来之经济进展观》：“国际贸易之有统计，始于光绪三年之海关册。全国进出口总数，自光绪三年以至十三年，均在2亿万两以内，其后历年增加。光绪三十四年增至6亿万两左右，宣统年间增至8亿万两左右，民国五年增至9亿万两左右，迨及民国十年，则历年增进，竟达于15亿万两。”“在光绪十九年间，全国贸易进出口总数，共为2亿7000余万两。今则十年度，上海一埠之贸易总额数，已有6亿3000余万两之巨，殆两倍于当年之全国总数。苟就贸易统计以观察之，则三十年来国际贸易之趋势，固不能谓为无进展也。”
然自通商以来，仅有光绪二年，出口之数超过入口，余均有绌无赢。
《四十年来中国贸易统计》：“输出超过输入，仅最初光绪二年，计赢1000余万两。自光绪三年起，无岁不绌。光绪六年，绌数最少，为140万余两。民国九年，绌数最多，为22061万余两。民国三年，欧战发生，各国军事倥偬，无暇扩张商业，我国正宜利用时机，大兴实业，发展对外贸易，以求输出之增加。乃当民国四年欧战正烈之时，虽输入顿减，尚绌至3561万余两之巨。”“此四十五年中共绌2921997339两。除光绪二年，赢10580938两，实绌2911416461两，平均每年约绌6470万两。”
故吾谓吸收散殊之各点，集中于新辟之地，新兴之业，与外人相竞争，而卒之仍为外人所操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