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经济之变迁（第2页）
民国十一年银行年鉴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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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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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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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有一连带之事，不可不并述者，即外人在华所设之银行是也。吾国未设银行之先，西商已在各商埠设立银行，经营中外汇兑兼存款放款之业，其力实足操纵吾国金融。
《世界年鉴》：“通商以来，各埠外国银行之设立，日多一日，以补助其母国商人，攫夺远东商权。外商之能操纵金融者，惟银行是赖，且其资本金及公积金之雄厚，迥非我国银行所及。又能发行纸币，吸收我国现金，故一举手间，社会金融已隐在外人掌握。”“外国银行之在我国者，计十有三家：（一）麦加利银行、（二）花旗银行、（三）英国宝信银行、（四）汇丰银行、（五）中华汇理银行、（六）义丰银行、（七）德华银行、（八）华比银行、（九）东方汇理银行、（十）有利银行、（十一）荷兰银行、（十二）华俄道胜银行、（十三）横滨正金银行。”
而清季贪墨官吏，惧以赃私获罪者，多存储于外国银行，辛亥以来尤甚。欧战之时，各国经济困难，其银行或倒闭，或停付，清之亲贵大僚，损失至巨。而近年之军阀，仍多以其盗取之金钱，辇致外国银行，外人乃取而贷之吾国政府，盘剥重利，干我主权，要我抵品，是至可痛之事也。民国元年，英、美、法、德四国组织银行团，专营借款，嗣又加入俄、日二国，而美国寻即退出。欧战时，银行团解散，至欧战既终，又组织新银团以谋我，而共同管理财政之声，日有所闻。
《借款团历史及改组新银行团经过》（《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七号）：“借款团新名，在中国始见于1912年，为英、美、法、德所成立。第一次成立，为借给新中华民国建立共和之行政，及发展经济一切用途之经费。本借款，借款团有监督权，担保品为盐税。”“1913年，俄、日两国始新加入借款团，是年三月，美国退出借款团。”“1913年7月，英国提议，以后借款团不借给中国经济借款，只供给政治借款。”“1914年因大战，借款团机关解散。”“1918年6月，美国首发起组织新借款团，集英、法、日、美四国为团员，美国合三十一家银行，共派一财政家，赴中国专门调查。”“1919年5月12日，协商国各重要银行代表，在巴黎开一大会，拟定组织新借款团草案：（一）新团员为英、法、美、日四强国，借款团为借给中国必需借款；（二）新借款团，非徒供给中国政治借款，亦当供给经济借款；（三）新团员各国，因从前借款在中国所得之特权与优先权，当各放置于新借款团，或统还中国。”
而吾国之业银行者，初不以保护国权为意，发行纸币，既极纷歧，经理借款，尤多弊窦。甚至以储蓄之款，为帝制之用；举赢余之利，供政党之事。其以纸币之兑换，价格之涨落，因之获利巨万者，更不足论矣。
近数十年，物价日益腾贵，生计日益困难，推其原因，则货币之淆杂滥伪及价值低落，实为主因之一。观民国二年泉币司之调查，各省银铜货币之庞杂，已可概见。
《中国泉币沿革》：“现行银铜币统计：据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财政部泉币司所制之调查表，计天津、广东、武昌、四川、江南、奉天、云南、湖南、河南、福建、吉林、江苏、清江、安徽、山东、江西、浙江十七处银铜元局厂，自开办以来，截至是年报告之时为止，其枚数及折合元数，分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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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总计，合银元789971301。33，约言之可称79000万元。其中一元银主币约占20600万余，五角以下银辅币约占28600万余，铜辅币约占21700万余。银铜辅币合计约50300万余，与一元主币之数相较，大约主币居一而辅币几居三。统计局厂十七处，惟津、粤、鄂、川、宁、奉、滇、吉八厂，银铜币并铸，其余湘、豫、闽、苏、皖、鲁、赣、浙、清江九厂，均只铸铜币。现在只留津、粤、鄂、川、宁、奉、滇、湘八厂，余均停撤。”
清季及民国初年，均拟整顿钱币，颁行条例，皆不果行。
《中国泉币沿革》：“宣统二年四月十六日，度支部奏厘定币制，酌拟则例，同日明谕内外大臣，遵照则例，切实奉行。”“民国三年二月八日，颁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三月八日，特设币制局，监督进行，议借外债，克期办理。秋间欧战忽起，借款无望，年杪总裁辞职，撤局。”
《中国泉币沿革》，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论著，清末民初学者章宗元（1878～？）著。
近年币制日益紊乱，发行兑换券之银行，既日出不穷，已经停铸之铜元局，又重行开铸，虽经人民之呼吁，而在位者竟无术以剂其敝焉。
《全国银行公会建议案》（《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三号）：“改革币制之条陈，裒然成帙，然民国币制破坏扰乱，甚于前清。即就兑换券一端言之，民国四年十月，政府曾拟订取缔条例，凡已经发行纸币之银钱行号，有特别规定者，于营业年限后，应即全数收回；无特别规定者，由财政部酌定期限，陆续收回；未发行者，概不得发行。乃三年来，凡称中外合办银行，无不特许发行纸币，即一二与政府当局有关系之银行，亦享此特权，致令市面纸币驳杂，商民疑惧。……流弊所至，必至相率滥发，扰乱金融。一旦有停兑之事，全国将蒙其殃。……至于停铸铜元，中国商民之吁请，外国商会之要求，至再至三，政府已允饬令各厂一律停铸。乃昨年以来，因筹款无法，向外商赊购生铜，密令南京、武昌等厂铸铜元，变售银元，以铸余利充行政经费。于是各省效尤，纷纷加铸。安庆、开封已奉部令裁撤之铜元局，均已开铸铜元。近闻天津总厂，至有以全厂押借外款，专铸铜元，并发行铜元券之说。……
图目前之少利，坏国家之大法，势必至以整理弊制之权，授之外人而后已。”
清代国用，岁不过数千万两。
《清财政考略》：“顺治七年以前，每岁入数14859000余两，出数15734000余两。”“康熙六十年，地丁银2800余万两，盐课银370万两，关税杂税300万有奇，米麦690万担各有奇。”“雍正元年，岁入计共4000余万。”“乾隆五十六年，各省实征岁入银4359万，岁出3177万，而漕粮兵粮不与。”“嘉庆十七年，岁入银4013万有奇，岁出银3510有奇。”“道光二十二年，岁入地丁盐课关税共银3714万，岁出3150余万。”“同治末年，岁入6000余万，岁出在7000万上下。”
宣统之末，增至三万数千万元。
《宣统四年岁入岁出预算表》：“岁入总计银350859982元”，“岁出总计银356361607元”，“出入相抵，共亏银5501625元。”
至民国八年，增至五亿元。
《民国八年岁入岁出预算表》：“岁入总计490419786元”，“岁出总计495762888元。”
其支出之最巨者，厥惟军费，以光绪甲午以前额军饷乾及勇饷之数，较之民国海陆军费之数，真有天壤之别。列表如下：
《光绪会计表》出项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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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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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民国一年中所用于陆海军之费，可以供同、光以前政府全部之经费三四倍而有余。即比之宣统末年之国用，亦已占其三分之二，而其他独立省份所用之军费，尚不在北京政府预算之内，此岂国民所能担负乎！
国用增加，则恃内外债以救目前之急，而外资遂源源输入，一方则患其贫，一方则见其富。债款集中，而使用此债款者，任意挥霍，奢侈无艺。畸形之发达，乃以此十数年中为骤。居必洋房，行必汽车，赌博冶游，日支千万无吝色，问其来源，皆国债也。前清国债，自庚子赔款外，仅以中日战役之后所借七次外债为最巨。
《民国行政统计汇报》：“甲午以后，连借外债七次，统计债额银1000万两。法金4万佛郎，英金3700万镑。”
佛郎，即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