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明之文物1（第3页）
各地土官，及日本、琉球、暹罗诸国，皆有官生入监读书。
《明史·选举志》：“直省诸士子云集辇下。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罗诸国亦皆有官生入监读书，辄加厚赐，并给其从人。永、宣间，先后络绎。至成化、正德时，琉球生犹有至者。”《续文献通考·学校考》：“洪武三年，高丽遣其国金涛等四人来学，次年涛成进士归。自是日本、琉球、暹罗诸国皆有官生入监读书，朝廷辄加厚赐，并给其从人。云南、四川等土官时遣子弟民生入监者甚众，给赐与日本诸国同，监前别造房百间居之。”
《长安客话》（蒋一葵）曰：“国初高丽遣金涛等入太学，其后各国及土官亦皆遣子入监。监前别造房居之，名王子书房。今太学前有交趾号舍，盖成祖设北监以来，所以处交趾官生者。”
《长安客话》，有关西安的方志著作。明代学者蒋一葵（生平不详）著。
其学生最盛之时，几及万人。
《南雍志·储养考》（黄佐）：“永乐十八年，监生九千五百五十二人。”“十九年，九千八百八十四人。”“二十年，九千九百七十二人。”“二十一年，九千八百六十一人。”“二十二年，九千五百三十三人。”
而整理田赋，清查黄册，兴修水利等事，皆命监生为之。
《南雍志》：“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鱼鳞图册成。先是上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苏松富民畏避徭役，以土产诡寄亲邻佃仆，相习成风，奸弊百出。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上闻之，遣国子生武淳等往，随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量其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丈尺四至，编类为册。绘状若鱼鳞然，故名。至是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县册成进呈，上喜，赐淳等钞锭有差。”“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初令监生往后湖清查黄册。”“户部所贮天下黄册，俱送后湖收架，委监察御史二员、户科给事中一员、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比对清查。如有户口田粮埋没差错等项，造册径奏。其官员监生合用饮馔器皿等项并膳夫，俱于国子监取用。如不敷，于都税司并上元、江宁县等衙门支拨。其后奏准本监惟供给监生，凡官员监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过湖晒晾。”“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给道里费而行。”
或缮写书籍，或学习翻译
《南雍志》：“永乐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进所纂录韵书，赐名《文献大成》。上以其未备，遂命重修，以祭酒胡俨兼翰林院侍讲及学士王景等为总裁，开馆于文渊阁，礼部简能书监生缮写。”“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监生胡敬、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以四夷字学，分为四斋，命都指挥李贤以锦衣卫军守门，务令成业。”
《南雍志》，明代国子监专志。明代学者黄佐（1490～1566）著。后学者黄儒炳又撰《续南雍志》。南雍诸志留存了大量明代太学教育制度及印刷出版等方面的史料。
或以特事遣使，或以巡狩从行。
《南雍志》：“永乐元年四月，颁敕二万道，令监生马宗诚等赍之，赐道里费。”“二年正月丁未，遣监生刘源等三十三人分行郡县，访求高皇帝御制诗文。”“七年二月壬午，巡狩北京，车驾发京师，择吏部历事监生四十人，译写四夷文字，监生十三人以从。”
而分部历事，
《南雍志》：“洪武二十九年六月壬寅，初令监生年长者分拨诸司，历练政事……建文二年十月，定监生历事考核法。历事各衙门者，一年为满，从本衙门考核，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不拘选用，中等、下等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材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
随时任官，尤为重视。
《续通考》：“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擢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先是天下初定，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尝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既而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至是乃尽擢刘政、龙铎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时虽复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盖明之国学，第为储才之地，并无毕业之期。以师儒督其学，以世务练其才，随时选任，不拘资限，斯实从古以来惟一重用学校人才之时代。世徒以明祖定八股试士之制，遂谓其欲使天下英雄腐心于无用之空文，岂知当时事实，并不如是。第其后偏重科举，而学校又有纳粟之例，流品日杂，学生始不为天下所重耳。
《续通考》：“宣宗以后，进士日益重，荐举浸废，举贡日益轻，迨开纳粟之例，流品渐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员之例入监，谓之民生，亦谓之俊秀，而监生益轻。”
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
《续通考》：“成祖永乐元年二月，设北京国子监。……在城东北隅，即元国学遗址。明初为北京府学，至是改焉。十八年迁都，乃以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而太学生有南北之分矣。”
此外府、州、县、卫无不有学，教养之法甚备。
《明史·选举志》：“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
学有额田，
《续通考》：“洪武十五年四月，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初制，
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至是命凡府、州、县田租入官者，悉归于学，俾供祭祀及师生廪膳。仍定为三等，府学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六百石，应天府学一千六百石。各设吏一人以司出纳，学生月给廪膳米一石。”
教有规定，
《续通考》：“洪武二十五年，定礼、射、书、数之法。（一）颁行经、史、律、诰、礼仪等书，生员皆须熟读精通，以备科贡考试。（一）朔望习射。于学校外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莅射。射毕，中的饮三爵，中鹄饮二爵。（一）习书，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一）数学，务精通《九章》之法。”
《颜氏学记》（戴望）：“祁州学碑刻洪武八年颁学校格式，六艺以律易御，礼、律、书为一科，训导二员教之。乐、射、算为一科，训导二员教之。守令每月考试，三月学不进，训导罚俸半月。监察御史、按察司巡历考试，府生员十二名，州八名，县六名。学不进者，守令、教授、训导罚俸有差，甚多则教官革职，守令笞四十。三代后无此学政，亦无此严法，谁实坏之？……王源曰：三代以后，开创帝王可与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
《颜氏学记》，颜李学派人物传记。清代学者戴望（1837～1873）著。颜李学派是清初的一个重要派别，清代学者颜元（1635～1704）、李塨（1659～1733）合创。主张研究实际问题，强调亲身“习行”，反对理学家空谈性理和“静坐读书”的修养方法，故称“实学”。
学生名额，复迭有增加。
《明史·选举志》：“生员虽定数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宣德中，定增广之额：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成化中，定卫学之例：四卫以上军生八十人，三卫以上军生六十人，二卫、一卫军生四十人，有司儒学军生二十人；士官子弟，许入附近儒学，无定额。增广既多，于是初设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
惜其后学生仅务考试，而埋首于时文，明初善制，以渐而废。提学者亦只分诸生等第，不复问六艺之科目耳。
《明史·选举志》：“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其充补廪、增给赏，悉如岁试。其等第仍分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应乡试，挞黜者仅百一，亦可绝无也。”
府、州、县学之外，又有社学。
《续通考》：“洪武八年正月，诏天下立社学。……诏曰：‘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于是乡社皆置学，令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二十年，令社学子弟读诰律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英宗正统元年，诏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县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社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法。”
官吏之留心民事者，恒以兴举社学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