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第3页）
《南史·庾肩吾传》：“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陆厥传》：“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彦伦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周颐传》：“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沈约传》：“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未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
而音韵之学兴矣。汉、魏之际，文章已趋于排偶，至晋、宋而益盛，至齐、梁而骈文之式大成，五言诗亦开后来律诗之端，是皆与声韵之学进步相关者也。世谓吾国之有字母传自西域。
《通志·七音略》（郑樵）：“切韵之学，起自西域。旧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谓之婆罗门书。其后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韵之道始备。”
其法始于《大般涅槃经》，
《十驾斋养新录》（钱大昕）：“《大般涅槃经》文字品，字音十四字，[imgalt=""class="i;srages092717773458。jpeg"]、阿、壹、伊、坞、理、厘、鹥、蔼、污、暗、奥、庵、恶。比声二十五字，迦、呿、伽、[imgalt=""class="i;srages09271777668。jpeg"]、俄，舌根声；遮、车、阇、膳、若，舌齿声；吒、咃、茶、咤、孥，上颚声；多、他、陀、[imgalt=""class="i;srages092717779702。jpeg"]、那，舌头声；婆、颇、婆、婆、摩，唇吻声。虵、逻、罗、[imgalt=""class="i;srages092717781391。jpeg"]、奢、沙、婆、呵，此八字超声。此见于《一切经音义》者也，与今《华严经》四十二母殊不合。玄应《音义》首载《华严经》，终于五十八卷，初无字母之说。今所传八十一卷者，乃实叉难陀所译，玄应未及见也。然《涅槃》所载比声二十五字，与今所传见溪、群、疑之谱，小异而大同。前所引字音十四字，即影、喻、来诸母。然则唐人所撰三十六字母，实采《涅槃》之文，参以《中华音韵》而去取之，谓出于《华严》则妄矣。”
《一切经音义》，唐代僧人慧琳（737～820）所撰解释佛经字音字义的书。也称《慧琳音义》。
《大藏目录》：“《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宋慧严等依《泥洹经》加之。”
《大藏目录》，佛藏目录。元代藏传佛教学者、夏鲁派创始人布敦·仁钦朱（1290～1364，亦称布敦宝成）校订西藏所译的《大藏经》后所编。
则音韵之学，亦受佛教东来之影响也。
古无所谓文集，自东汉以降始有之。于是有别集、总集之目。
《隋书·经籍志》：“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谓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年代迁徙，亦颇遗散。其高唱绝俗者，略皆俱存。”“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翦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挚虞（250～300），西晋谱学家，字仲治。著有《三辅决录注》、《文章流别志论》等。
盖古之学者以学为文，未尝以文为学。汉、魏而下，经子之学衰，而文章之术盛，作者如林，不可殚述。专就文学论，实以斯时为进化之极轨，色泽声调，均由朴拙而日趋于工丽，无间南北，翕然同声。（《北史》称：“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盖就文章气骨细晰言之，南北固有区别，而一时风气，亦未尝大相悬绝。庾信南人，仕于北朝，骈俪之文，实集大成。亦可见南北好尚之同矣。）于是有评论文章之书。
《梁书·钟嵘传》：“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又《刘勰传》：“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沈约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
有选录文章之书，
《梁书·昭明太子统传》：“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世且传为选学焉。
《旧唐书·曹宪传》：“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汉代隶、草始兴，
《书断》（张怀瓘）：“章草，汉黄门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俗简惰，遂以行之。”
张怀瓘（生卒年不详），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著有《二王书录》、《书断》、《文字论》、《论用笔十法》等。
后渐变隶为楷，
《流沙坠简释文》（罗振玉）：“永和以降之竹简，楷七隶三；魏景元四年简，则全为楷书。”
而钟繇、王羲之等遂以书名。观《晋书》称羲之善隶书，知晋、唐时人犹呼楷字为隶矣。
《晋书·王羲之传》：“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子凝之亦工草隶。献之工草隶，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
晋时石刻之字，笔画多方整，及宋初犹然。如《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及《宁州刺史爨龙颜碑》，皆汉隶体也。《爨碑》间有楷法。而阁帖所载晋人笺帖，则多圆美。碑帖之歧，自此始矣。齐、梁碑版，传者不多。北魏、周、齐石刻极夥，其字画往往工妙。
《集古录》（欧阳修）：“南朝士气卑弱，书法以清媚为佳；北朝碑志之文，辞多浅陋，又多言浮屠，其字画则往往工妙。”
近世学书者，多宗北碑，论书法之进化，自秦、汉来，当推北朝矣。北朝书家，著于史者，有张景仁、冀俊、赵文深等，
《北史·张景仁传》：“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及立文林馆，总判馆事。除侍中，封建安王。……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又《冀俊传》：“善隶书，特工模写。”又《赵文深传》：“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冀俊而已。”
而不称郑道昭能书。
《魏书》及《北史》均有《郑道昭传》，仅称其“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凡数十篇”。
以今日碑刻言之，则北人之书，无过于道昭者。
《语石》（叶昌炽）：“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不独北朝书家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举世啖名，称右军为‘书圣’，其实右军书碑无可见，余谓道昭，书中之圣也。”
叶昌炽（1849～1917），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是第一位确认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价值的人。著有《语石》、《缘督庐日记》、《藏书纪事诗》、《滂喜斋藏书记》等书。
千秋论定，不在史传之赞否，可知史传之不足凭。而人之自立，但有一才一艺，独造其极，绝不患其湮没无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