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第2页）

马钧，三国魏国机械制造家。生卒年不详，制造了翻车和指南车等。

《魏志·杜夔传注》：“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此二异也。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此三异也。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之于楼边悬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悬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悬瓴甓数十，飞至数百步矣。”

祖冲之之巧又过之。

《南齐书·祖冲之传》：“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升明中，太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有也。……冲之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

此虽间世一出，未足为普遍之征，然即史策所传观之，亦可见吾国人创造之能，无论何时，皆有所表现也。

三国以来，学者之务实用，不独精于算数、创制奇器已也，其于规天法地之事，亦时时推陈出新，以期致用。如王蕃、陆绩等之制浑天仪象，

《晋书·天文志》：“顺帝时，张衡制浑天仪象，……其后陆绩亦造浑象。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概，衡器伤大，难可转移。更制浑象，以三分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乾象历》，我国考虑了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第一部历法。东汉天文学家刘洪（约130～196）著。

《隋书·天文志》：“梁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其制则有双环规相并，间相去三寸许。正竖当子午。其子午之间，应南北极之衡，各合而为孔，以象南北枢。植楗于前后以属焉。又有单横规，高下正当浑之半。皆周匝分为度数，署以维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单规，斜带南北之中，与春秋二分之日道相应。亦周匝分为度数，而署以维辰，并相连著。属楗植而不动。其里又有双规相并，如外双规，内径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属双轴。轴两头，出规外各二寸许，合两为一。内有孔，圆径二寸许，南头入地下，注于外双规南枢孔中，以象南极。北头出地上，入于外双规规北枢孔中，以象北极。其运动得东西转，以象天行。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当衡之半，两边有关，各注著双轴。衡既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间，得南北低仰。所以准验辰历，分考次度，其于揆测，唯所欲为之者也。检其镌题，是伪刘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阳孔挺所造，则古之浑仪之法者也。”“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诏太史更造浑仪。太史令钱乐之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五分为一度，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不动。立黄、赤二道之规，南北二极之规，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极星，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上。为之杠轴，以象天运。昏明中星，与天相符。梁末，置于文德殿前。……吴时，又有葛衡，明达天官，能为机巧。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上，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浑天，二分为一度，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备足。以白、青、黄等三色珠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黄道。亦象天运，而地在其中。宋元嘉中所造仪象器，开皇九年平陈后，并入长安。大业初，移于东都观象殿。”

裴秀、谢庄等之制地图，

《晋书·裴秀传》：“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索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擿旧文，疑是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曰：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宋书·谢庄传》：“作《左氏经传方丈图》，随国立篇，制木为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郡殊别，合之则宇内为一。”

《禹贡地域图》，我国最精详的历史地图集。又称《禹贡地城十八篇》。西晋地图学家裴秀（223～271）制。作者还在书中提出了绘图的原则。

皆注重实际，非徒尚空谈也。虽有制或不精密，且其物亦都不传，无由考其法度，然亦可见其时有一部分之人，崇尚虚玄，犹有一部分之人，殚精实学矣。（按《隋书·经籍志》载天文图书凡九十七部、六百七十五卷，其大宗皆三国、六朝时人所制。中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盖六朝时，不但继续秦、汉以来天文家之言，兼采及印度测验天文之书也。其地理类载汉以后地图，有《洛阳图》一卷，《湘州图副记》一卷，《江图》三卷，《周地图记》一百九卷，《冀州图经》一卷，《齐州图经》一卷，《幽州图经》一卷。而挚虞、陆澄等地理书，实为研究地理之巨制，隋代因之有《区宇图志》及《诸州图经》等书焉。）

《区宇图志》，隋代官修地理图典，共1200卷，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全国地理专著。

《诸州图经》，隋代官修地理图典，共100卷。

魏、晋之世，有一最大之憾事，即古乐亡于是时也。秦、汉之际，古乐虽已失传，然制氏犹能记其铿锵鼓舞，雅乐四曲至魏犹存。永嘉之乱，始殄灭无余焉。

《隋书·音乐志》：“董卓之乱，正声咸**。汉雅乐郎杜夔，能晓乐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该。魏武平荆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自此迄晋，用相因循，永嘉之寇，尽沦胡羯。”

《晋书，乐志》：“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

魏得晋乐，不知采用，后平河西，杂以秦声。

《隋书·音乐志》：“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

降至周、隋，礼崩乐坏，所用雅乐，皆胡声也。

《隋书·音乐志》：“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译云：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恒求访，终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篷’，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

苏祗婆（生卒不详），北周至隋代著名的音乐家，琵琶演奏家。

盖乐之不传，由律之不明。晋荀勖等校魏钟律，已多不谐。

《晋书·律历志》：“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时人称其精密，惟陈留阮咸，讥其声高。”

梁武帝自制四通，与古法迥异。

《隋书·音乐志》称武帝自制定礼乐，立为四器，名之为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阳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

盖当时所谓知音者，仅知当时之音，不能深解古乐之本原矣。

古乐亡而音韵之学兴，语言文字之用，因以益精。是亦三国以降，异于两汉以前之一特点也。汉以前人不知反切，魏世反切始大行。

《颜氏家训》：“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熙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

《经典释文》（陆德明）：“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翻语，魏朝以降渐繁。”

既乃分别五声，

《韵纂序》（隋潘徽）：“《三仓》、《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说文》、《字林》之作，唯别体形。至于寻声推韵，良为疑混。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别清浊，才分宫羽。”

《封氏闻见记》（封演）：“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

《韵纂》，隋代官修字书，其序为隋初学者潘徽作。

又分平、上、去、入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