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第4页）

《后汉书·华佗传》：“佗精于方药，……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盖古人精于全体之学，劀杀剖割，初非异事，与今世西人之治病相同。王莽以狱囚解剖，亦此意也。

《汉书·王莽传》：“捕得翟义党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世称《难经》出于黄帝，历传至华佗，以及黄公、曹元。

《黄帝八十一难经序》（王勃）：“岐伯以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汤，汤历六师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历九师以授华佗，华佗历六师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曹元。”

而汉史谓佗临死烧其书。

《后汉书·华佗传》：“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

岂所烧者止破腹断肠之法，而《难经》则先已传于人欤？后世医家独祖张机，于一切病惟恃诊脉处方之术，是汉代实古今医法变迁之枢。张机之名，不见于史，疑汉时其名并不甚著，然依其法以治病，讫今独有甚验者。知汉人之于医术，实积古代千万年之经验，而有专门之师授，初未可以厚非也。

《四库书目》：“《金匮要略》，汉张机撰。机字仲景，南阳人。尝举孝廉，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此书……上卷论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自宋以来，医家奉为典型，与《素问》、《难经》并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则亦岐、黄之正传，和、扁之嫡嗣矣。”

汉时小学，兼重书算。

《汉书·律历志》：“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

盖仍周代保氏教，“六书九数”之法。故汉人多通算学。郑玄通《九章算术》，著于史传。

《九章算术》，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专著。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作者不详。它汇总了战国和西汉时期的数学成果，几经增补而成。

《后汉书·郑玄传》：“通九章算术。”注：“《九章算术》，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广》四、《均输》五，《方程》六，《旁要》七，《盈不足》八，《钩股》九。”

而《艺文志》不载《九章》，其小学十家，四十五篇，但载讲授文字之书。盖九章算术，职在太史，非秘书所掌，故向、歆校书，不存其目。后世不知汉代官学之系统，仅据《汉志》，目文字为小学，此学术名义所当改正者也。

汉代文字，随时增益，其初教小学之书，仅三千余字，后以次增至九千余字。

《说文序》：“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段玉裁注：“《仓颉》以下十四篇，谓自《仓颉》至于《训纂》，共十有四篇，篇之都数也；五千三百四十字，字之都数也。《艺文志》曰：‘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此谓汉初《仓颉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也。《志》又曰：‘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此谓三家所作，惟《凡将》之字有出《仓颉篇》外者也。《志》又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谓雄所作《训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自“扬雄作《训纂》以后，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怀瓘《书断》云：‘《仓颉》、《训纂》八十九章，合贾广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章文字备矣。’按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许全书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盖五千三百四十字之外，他采者四千十三字。”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贾鲂、许慎等所增之字，或出采辑，或出创造，未可断定。然四百年间，人民通用之字，增至六千五十有奇，文化之进步可想矣。汉人小学文字之书，盖有二体。一取便于记诵，《凡将》、《训纂》之类是也；一取详于解说，许慎《说文解字》是也。后世童蒙读本，以三字、四字或七字为句，皆源于汉。而研究许书者，独标汉学之名，且自诩为专门，亦未得汉人教学之全也。

秦人刻石颂始皇功德，汉代不师其制，武帝立石泰山，无文字也。近世所得石刻，以鲁孝王“五凤石刻”为西汉石刻之始。

《语石》：“欧阳公《集古录》石刻无西汉文字，公于《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赵明诚仅收建元二年郑三益阙一种，可知其鲜矣。然刘聪、苻坚皆以建元纪年，未必为汉石也。鲁孝王五凤石刻，金明昌二年得于太子钓鱼池侧，今尚存曲阜孔庙。此外赵二十二年，群臣上寿刻石，出永年；河平三年麃孝禹刻石，出肥城；元凤中广陵王题字，出甘泉。皆欧、赵所未见也。至居摄、坟坛二刻，及莱子侯刻石，已在新室篡汉后矣。”

《集古录》，即《集古录跋尾》，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撰。

而南越王胡墓木刻，则在汉武帝时。

《东方杂志》十四卷第一号载谭镳《上朱省长保存汉初木刻字书》云：“台山商人黄夔石，于广州城东里许东山庙前，购得官产龟冈地一段，建筑楼房，掘土丈余，发见一南越贵人遗冢。”“冢堂铺地各木端，搜索得汉初隶书木刻字，其可辨者，尚有甫五、甫六、甫七、甫九、甫十、甫十二、甫十五、甫十八、甫二十等字。‘甫’为‘铺’之古字，其字画方整，间有参差。不作俯仰姿势，纯为西汉隶法。其‘五、七、九’字，尚沿篆体。‘甫’字亦有沿篆体作山头者，异于东汉诸碑。”“冢中所得古钱，据工人言，合以《钱谱》，秦大半两，约数十枚，汉吕后八铢之半两，百余，汉文帝四铢之小半两，千余，而汉武帝之五铢不过数十。此外更无别式之钱。以此推想其营葬时代，必秦半两钱未停废，而汉五铢钱已流布；其为汉武未灭南越时，越之贵人遗冢已无遗义。镳意此冢当为南越文王胡冢。”

谭镳（1863～1924），晚清学者，曾参与“公车上书”。字康斋，号仲鸾。广东新会官立中学堂创办者，《新会乡土志》主编，著有《冈州考》、《古钱谱》等。

则西汉之特色，当以刻木为首矣。东汉石刻极夥，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其德者，遍于郡邑。

《语石》：“东汉以后，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石颂德，遍于郡邑。然以欧、赵诸家校郦道元《水经注》所引，仅十存四五而已；而兰泉、渊如诸家校欧、赵著录，及洪文惠《隶释》、《隶续》，十仅存二三而已。古刻沦胥，良可慨叹。然荒崖峭壁，游屐摩挲，梵刹幽宫，耕犁发掘，往往为前贤所未见。”

汉之文章，初承战国之习，有纵横之余风。文、景以后，提倡经术，其文多尔雅深厚。

《汉书·儒林传》：“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

而史学大家司马迁生于武帝之世，萃《尚书》、《春秋》、《国语》、《世本》诸书之体，创为《史记》，立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之目，遂为文学、历史两家之祖。治文学者师其义法，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修史策者袭其体裁。

《史通》（刘知几）：“《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是汉之史官所续，至梁武帝撰成《通史》，王晖业著《科录》，李延寿《南北史》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是亦汉代之特色也。其后，褚少孙、扬雄、刘歆等多踵为之，而班彪及子固相继为《汉书》，遂为断代史之祖。

《史通》：“《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惟《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吾国立国数千年，而朝野上下之典章制度、风俗文物胥有可考，实赖历朝史书之记载。其专崇君主，则时代为之，不可以今日之眼光，病当时之作者也。

汉人所著子书，多沿周、秦以来之学说，不能出其范围。如《淮南子》杂出众手，既不足成一家之书，《论衡》专事诋諆，仅足以供游谈之助。

《汉书·淮南王传》：“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后汉书·王充传》注：“袁山松书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

其颂述老、墨，问刺孔、孟，涂虽不同，沿袭一也。惟汉人之诗文辞赋，则多创为新体。枚乘、苏武为五言诗，武帝及诸臣为七言诗，而乐府之三言、四言诗体，亦于三百篇之外，别成一格。降及后汉，诗人益多，而《孔雀东南飞》一篇，为焦仲卿妻作者，凡千七百四十五字，实为叙事诗之绝唱，虽不知作者之名，然可以见汉之诗人，实多开创，无所谓定格成法也。诗之外，创制之体，如《答客难》、《封禅书》、《七发》之类，亦多新格。而赋体之多，尤为汉人所独擅；大之宫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铺陈刻画，穷形尽相，而其瑰伟宏丽之致，实与汉之国势相应。盖人类之思想，不用于此，必注于彼。以两周之经籍、子家衡两汉，诚觉汉人之思想迥不及古，而就其所独至者观之，则前人仅构其萌芽，至汉而始发荣滋长者，亦未易偻数。故论史者贵观其通，而不可限于一曲之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