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第2页）
《后汉书·光武本纪》：“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邓禹传》：“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耿纯传》：“父艾，为王莽济平尹，纯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景丹传》：“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卓茂传》：“茂，元帝时，学于长安，事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
《东观汉记》：“光武受《尚书》于中大夫卢江许子威，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
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以《后汉书》诸传证之，北至武威，
《后汉书·任延传》：“延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习业。”南至桂阳，
《后汉书·卫飒传》：“为桂阳太守，……下车，修庠序之仪。”
僻壤蛮陬，并有学校。
《后汉书·李忠传》：“为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乃为起学校，习礼容。”
《金石萃编》（王昶）：“《溧阳长潘乾校官碑》云：远人聆声景附，乐受一廛。既来安之，复役三年。惟泮宫之教，反失俗之礼。构修学官，宗懿招德。”
信其语为不诬矣。
西汉大师，弟子之多，不过千余人。
《汉书·儒林传》：“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
东汉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胜屈，其弟子之多，亦过于西汉之经师。
《后汉书·牟长传》：“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宋登传》：“教授数千人。”《杜抚传》：“弟子千余人。”《丁恭传》：“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楼望传》：“诸生著录九千余人。”《谢该传》：“门徒数百千人。”《蔡玄传》：“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师各有录，载其门徒。
《后汉书·李膺传》：“膺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门徒之多，不能遍教，则使高业弟子，以次相传。
《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传》：“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
《三统历》，我国第一部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历法，也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四部历法著作之一。西汉末年经学家、天文学家刘歆（约前53～23）在汉武帝《太初历》的基础上制成。
私家传授之盛，古所未有也。
汉人讲学，必从师者，以家无书籍，传写不易，非专家之师，授以章句，无由得师而成学也。
《汉书·儒林传》：“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
《后汉书·荀悦传》：“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
后汉时虽已有卖书于肆者，疑亦只京师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无书。
《后汉书·王充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
以此之故，从师受业者，往往不远千里，或佣作执苦，以助读书之资。其时书籍，尚多用简帛。
《汉书补注》（沈钦韩）：“刘向上《晏子》、《列子》奏，并云以杀青书可缮写。然则其录奏者，并先杀青书简也。《御览》六百六引《风俗通》云：“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先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汉书补注》，清代校勘、注解《汉书》的集大成之作。晚清学者王先谦（1842～1917）著。此处署沈钦韩（1775～1832，清史学家、文学家。著有《两汉书疏证》等），疑为作者笔误。
《后汉书·吴祐传》：“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
后汉时，始有蔡侯纸，
《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是实吾国文化之一大利器也。顾传写虽便，而经籍未有定本，亦难免于讹误，于是有石经之刻。
《后汉书·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注引《洛阳记》曰：“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
其议倡于蔡邕，而成于李巡等。
《金石萃编》：“《蔡邕传》称：同奏者有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而《公羊传》后别有谏议大夫赵[imgalt=""class="i;srages092717104235。jpeg"]、议郎刘宏、郎中张文、苏陵、傅桢；《论语》后别有博士左立、郎中孙表。疑当时同与此事者尚多，而史略不载也。考《卢植传》，植由庐江太守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传记，是杨彪、卢植亦尝同校《五经》。又《吕强传》称：汝阳李巡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蔡邕等正定其文。则刻经之议，虽创于邕，而其得蒙诏许，实由李巡之功。”
《金石萃编》，清代金石学著作，为历代石刻文字和铜器铭文的汇编。清代学者、文学家王昶（1725～1806）撰。
自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凡九年始毕。其工之艰巨，亦自古所未有也。迄今阅千七百余年，而是经之残字犹存于世，是岂宋、元板本所可及耶！
《金石萃编》：“汉石经残字，共十二段。翁方纲汇慕其文，刻于南昌官舍，石经残字存者止此。而读其遗文，犹可以见鸿都之旧。”
两汉同重经学，而学术风气不同。西汉多治今文，罕治古文；东汉则今古文并立。前汉今文说，专尚微言大义；后汉治古文，多详章句训诂。此两汉经学之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