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秦之统一（第2页）
《汉书·张苍传》：“苍明习天下图书计籍，高祖故令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
其后计相并于丞相，而人主犹时责为相者考核名实。
《汉书·万石君传》：“武帝责石庆曰：‘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朕失望矣。’”《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曰：“上计簿，文具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
盖非计簿得实，不足以统计天下之盈虚得失也。
秦、汉政体，虽为君主专制，而其地方行政，犹有周代人民自治之遗意。观其县、乡官吏之制可见。
《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皆有丞、尉，……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纪》三年二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
顾亭林论乡亭之职，谓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
《日知录》：《汉书·百官表》云云，“此其制不始于秦、汉也。自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imgalt=""class="i;srages092716912405。jpeg"]敖、子产之伦，所以治其国者，莫不皆然。而《周礼·地官》，自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
夫三老出于选举，而其权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是固无异于今之县、市、乡自治职员矣。而汉之三老，对于天子王侯，可直接言事。
《史记·高祖本纪》二年，汉王“至雒阳、新城，三老董公庶说汉王，以义帝死故。”
《汉书·高帝纪》：“三老董公庶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汉王曰：‘善。非夫子无所闻也。’”又《武五子传》：“太子兵败，亡，不得。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云云。书奏，天子感悟。”
其啬夫、亭长，兼可自制科条，役使游惰。其善者，至于上掩郡、县长吏之名。
《后汉书·爰延传》：“为乡啬夫，仁化大行，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仇览传》：“为浦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采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
可知秦、汉之时，人民言论甚自由，而地方之事，多由人民自主，民治且盛于官治也。呜呼！秦以专制，为世诟病，而其时人民转有自治之权。今虽号为民国，而地方自治之说，乃若为政府所骇闻。其古之民德特隆欤？抑今之执政者学识出王绾、李斯下也？
秦时道路之政最重。开通道路，无有障塞，著于《月令》；
《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
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见于刻石。
《史记·秦始皇本纪》：“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
而其尤有功于统一者，莫如开通四方之大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治驰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
据贾山《至言》及《蒙恬传》则二十七年所治之道，为东西之道；三十五年之道，为南北之道。
贾山《至言》：“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史记·蒙恬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百八里。道未就，……始皇崩。”“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燕、齐、吴、楚，皆为三十丈之广道，沿途植松树，其规模之大为何如乎！《方舆纪要》谓“秦驰道旧迹阔五丈余”，盖经千数百年，其道已堙耳。
《方舆纪要》（顾祖禹）：“湖广永州府零陵县有驰道，阔五丈余，类大河道。《史记》：‘秦始皇命天下修驰道，以备游幸。’此其旧迹也”。
汉因秦制，亦有驰道。
《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记西门豹事。曰：“到汉之立，而长史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
道侧植树，著于官守。
《续汉书·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
而秦时道路所不通者，复随时兴作。如张印、唐蒙、司马相如、郑弘等，皆以开通道路，著于史策。
《史记·河渠书》：“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天子以为然。拜张印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又《平准书》：“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
《后汉书·郑弘传》：“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
险远之地，以次交通。其策无异于今之修铁路、开国道，而劳费过之。然一举而辟数百里、千余里，此可知古人任事之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