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变迁（第2页）
商鞅与孟子同时，独尸开阡陌之名。
《史记·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
《通典》：“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开阡陌辨》（朱子）：“《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耦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与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者同。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划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民生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而证之，其理可见。”
度他国亦必仿行，而史文不具耳。
《七国考》（明董说）：“引《水利拾遗》云：李悝以沟洫为墟，自谓过于周公，未知其说所本。若依此说，则魏之废沟洫，必废阡陌，其事尚早于商鞅矣。”
董说（1620～1686），明末清初文学家、藏书家。字若雨，号俟庵。明亡后，改姓林，名蹇，字远游，号南村，亦称林胡子。中年出家，法名南潜，字月涵。著有《丰草庵杂著》、《丰草集》、《七国考》、《栋花矶随笔》、《西游补》等十余种。
田制既变，人民之生计，遂至贫富相悬甚远。
《汉书·食货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坏田井，开阡陌，急耕战之赏，……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又引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国有之地变为民有，其害在生计不均，其利则在以竞争而促进人之智力。经济之发展，当以此期为最大之关键矣。
春秋之时，惟《管子》有黄金一斤直食若干之语，他书未有言金粟交易之价值者。盖人皆有田，不须购粟，故亦无市价可言。至计然为越王勾践谋国，始以谷价高下相较。
《史记·货殖列传》：“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粟石仅值二三十钱，较之今日，似为极廉。然以家有余粟之人，至于日日购米而食，亦可谓之巨变矣。史称秦并天下，始用二等之币。
《汉书·食货志》：“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实则战国之时，已专用黄金，或以镒计，
《孟子·公孙丑》：“于齐，王馈兼金一百，……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战国策》：“苏秦为赵相，白璧万双，黄金万镒。”
或以斤计，
《战国策》：“姚贾出使四国，资车百乘，金千斤。”“孟尝君予冯谖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梁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
或不言斤、镒，而但称金若干。
《战国策》：“温囿之礼，岁八十金。”“唐睢载音乐，予之五十金。”
《史记·货殖列传》：“朱公……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虞、夏、商、周虽有金币，未闻用金如是之多。战国之时，号为乱世，而各国用金，动辄千百斤镒者，又经济之大变也。吾意春秋百数十国，至战国时仅余数十国，各国之府藏储蓄，悉数流衍，此金多之一因也；农夫变而为商贾，治生之术日精，货币与实物交易之量骤增，二因也；僻远之地，以次开辟，矿产必多发见，三因也。史称：周显王六年，天雨金于秦之栎阳，四月至八月，秦自以为得金瑞，作畦峙于栎阳，祀白帝。世无雨金之事，此必矿产之溢出于外者，为风雨鼓**，而飞于空，故以为雨金耳。又称：蜀王与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遗之。又作石牛五，朝写金其后，曰“牛便金”；蜀使人请石牛，秦许之，乃遣五丁开道迎石牛，所谓“金牛道也”。此事虽近于小说，然亦可见其时秦国金多矣。世道离衰，物力进步，虽谓战国为黄金时代，非溢词也。
春秋之时，列国交兵，其数之多，不过数万，至多亦不过十万耳。至战国而竞以众胜，靡国不然，苏、张之徒，盛称其数。
《史记·苏秦传》：“说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说赵肃侯曰：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说韩宣王曰：韩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说齐宣王：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说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史记·张仪传》：“仪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又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说韩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其言虽夸，然实数必去所言不远。观《史表》载秦斩首之数，尤可互证。
《史记·六国表》：“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斩首八万。”“武王四年，拔宜阳城，斩首六万。”“昭王七年，击楚，斩首五万。”“十四年，白起击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二十七年，击赵，斩首三万。”“三十三年，伐魏，拔四城，斩首四万。”“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斩首十三万，沉其卒二万人于河。”“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杀卒四十五万。”
斩杀之多如是，所将之兵之多可知。即曰秦尚首功，或多虚报，然以十为一计之，其多者亦有数万。如白起击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以二万四千计之，亦春秋时二军之数矣。秦并六国，用兵尤多，攻楚一役，至六十万。
《史记·王翦传》：“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
若合两方计之，则秦、楚之战，其兵不下百余万矣。吾人读史，不可徒讥其残暴，当知其平时养兵之费，教兵之法，驭兵之方，以及战时指挥调度之才若何，而后可以胜之，非惟大将军著名者如起、翦、颇、牧之类，非春秋时卿士将兵者所可及，即其偏裨将校，度亦必有过人之能，而后可与于战事。观韩信论汉高将兵之才不过十万，则战国时人才之多为何如乎？
春秋之时，多世卿执政，其由布衣崛起，骤至卿相者，不数数见也。至战国而风气一变。窭人下士，抵掌游说，往往取贵族世臣之权而代之，而阶级之制遂以渐泯。盖当战国之初，篡位夺国者皆强宗世族，其人虽甘冒不韪，恒惧他人之师其故智。
《孟子·万章》：“齐宣王：‘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此即可以见当时国君之心理。
故思以好贤礼士之名，罗致疏贱之士，畀以国政，而阴削宗族大臣之权，以为其子孙地，此一因也。（按战国之初，魏文侯最好士，其事田子方、段干木，用李克、吴起、西门豹、乐羊子，皆以抑其宗族也。史称公子季成谓魏侯曰“君与子方齐礼，假有贤于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魏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议也。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子方，仁人也；非成之所得议也。”公子季成自退于郊，三日请罪，季成为文侯弟，且为魏相，而文侯抑之如此，可以窥其隐矣。）疏贱之士，既握政柄，必与贵戚世臣不相容，恃其言听计从，则力排异己以为快，虽有因之失败如吴起、商君之类者。
《史记·吴起传》：“魏侯时，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又《商鞅传》：“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黽池。”又《范雎传》：“范雎因请间说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昭王闻之大惧，曰：‘善。’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秦王乃拜睢为相。”
而游士相踵，争取高位，贵族不能一一倾之，而列国之风气，以之大变，此二因也。国家积弱，宗族大臣不能自振，则人主急于求士，士亦争往归之，此三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