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变迁（第1页）
第二十七章周末之变迁
春秋之后，是为战国。太史公作《六国表》，始于元王元年，迄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实则《春秋左传》终于元王八年，当自贞王元年始入战国，而秦始皇二十七年后，即秦统一之时，亦未可附于战国。要战国之始末，自周贞王迄秦灭齐，凡二百四十八年。其曰“战国”者，亦以《国策》记其时事，刘向定其名为《战国策》，故缘书而名其时也。此期史事，颇多阙轶，顾亭林尝论之：
《日知录》：“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以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者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
按太史公作《六国表》只本《秦记》，未见周室史记。
《秦记》，记载秦的历史的史著。只有年，而无月、日的记载，文辞简略，极不完备。为司马迁著《史记》参考的古籍之一。
《史记·六国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其文之阙轶，当以此为最大关系。又当孟子时，诸侯已去周籍。
《孟子·万章》：“北宫铸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则秦虽不烧诸侯史记，而周家典章制度之变迁，亦未必可考。晋之亡也，其太史抱图法归周。
《吕氏春秋·先识篇》：“晋太史屠黍，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
周之衰也，太史儋西见秦伯。
周太史儋，周代史官。生卒事迹不详。司马迁疑其即老子。
《史记·周本纪》：“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另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史官转徙，图籍随之湮沦，则诸侯虽不去之，亦未必完全无缺也。仅就秦史所记，及其他残缺不完之书，推论当时状况，已难得其实际，而论者多从退化方面着眼，如刘向《战国策序》有曰：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涽然道德绝矣。
益使人觉此期之史事无足道，然就其变迁之大概言之，有退化者，有进化者，亦不可执一而概其余也。
古代疆域之广袤，颇难质言。以春秋，战国两期较之，则战国时拓地之广，过于春秋远甚。江西、湖南之地，大半为楚、越所辟，
《史记·越世家》：“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正义》：“楚之四邑，庞、长沙、竟陵泽也。庞、长沙出粟之地，竟陵泽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长沙、潭、衡之境，越若窥兵西通无假之关，则四邑不得北上贡于楚之郢都矣。战国时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饶并是东南境，属楚也；袁、吉、虔、抚、歙、宣并越西境，属越也。”
越则南及闽中，
《史记·越世家》：“楚威王伐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楚则西及巴、蜀、滇、黔。
《史记·西南夷列传》：“楚威王时，使将军庄[imgalt=""class="i;srages092716746864。jpeg"]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imgalt=""class="i;srages092716749952。jpeg"]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
秦伐楚、蜀，其地益广，
《史记·秦本纪》：“惠文君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西攻义渠，遂置陇西北地诸郡。
《汉书·匈奴传》：“魏有西河、上郡，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
燕、赵二国开拓北边，所置之郡，亦不下于秦。
《汉书·匈奴传》：“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作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三垂之辟，皆由国大力强所致，非封建诸侯尽并而为此四五国者，未能挥斥裔夷若此之广也。
春秋以来，井田之制渐隳。
《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为政，使田有封洫，郑人诵之曰：‘取我田畴为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战国之初，犹有存者，故李悝作尽地力之教，犹以提封万顷为言。
《汉书·食货志》：“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里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
然自文侯至孟子时，不过百年上下（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惠王三十六年，襄王十六年），而各国已皆呈经界不正之象，则其变迁之速可想矣。
《孟子·滕文公》：“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