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变迁（第3页）
叔兴、
《左传》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臧文仲、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
子产诸人，
《左传》昭公十七年：“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萗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皆以人事为重，不以神怪之说为然。盖同时有深于迷信者，亦有破除迷信者，不得专执一端以论春秋之风气也。晋、楚之兴，皆尚勤劳。
《左传》宣公十一年：“郤成子求成于众狄。……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继。其从之也。诗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犹勤，况寡德乎？’”又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则勤不匮。’”
鲁敬姜自勤纺绩，训其子以勤劳。
《国语·鲁语》：“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惧忓季孙之怒也，其以歜为不能事主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耶？居，吾语汝。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维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慆**，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王后亲织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綖，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蒸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心舍力？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嗣也。’”
以一人之劳逸，即决一国之兴亡，非当时各国社会之变迁有以启之，不能体验人事之因果深彻若斯也。
春秋之时，蛮夷戎狄，杂处内地，各为风气，与周之侯国人民迥然不同。
《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多为诸大国所灭。东夷之莱灭于齐，根牟灭于鲁，南蛮之卢戎灭于楚，西戎之蛮氏灭于楚，骊戎灭于秦，北狄之鄋瞒、潞氏、甲氏、留吁、铎辰，以及东山皋落氏等，咸灭于晋。其种人之酋长既亡，主权无属，必同化于吾族，即存者亦多为大国所用。
《春秋大事表》（顾栋高）：“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以藩卫王室，卒得其用。楚庄欲窥觇王室而先伐陆浑，荀吴欲灭陆浑而先有事三涂，居然为王室之藩篱矣。”
《春秋大事表》，清人研究《春秋》经传的一部重要著作。
此则春秋时文明渐推渐广之征也。孔子修《春秋》，以国家文教之差，为诸夏与夷狄之别，观《公羊传》释荆、吴之称，即见其义。
《公羊》庄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二十三年：“荆人来聘，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又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娄人，会吴于钟离。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又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
盖当时所谓蛮夷戎狄，初非异种，特其礼教政术异于华夏，故广别其种类，以示贬斥。至于交通既久，文化演进，则亦不复别之。此虽《公羊》一家之言，然以之推测各地人民之进化，亦未必出于穿凿也。
隐、桓之世，齐、郑最强，郑居中原，齐则东方之大国也。庄、僖之世，齐桓称霸，而晋、楚、秦三国相继而兴，其势渐趋于西南矣。成、哀而后，吴、越复兴，天下大势，偏重南服。故春秋之时，实为文化自北而南之时。楚之先出自颛顼，固亦神明之胄；然自初封于丹阳。传至熊通，已十二叶十七君，而熊通犹自居于蛮夷。
《史记·楚世家》：能通立，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其文化之不逮北方诸国可知。至春秋而其国始大。
《史记·楚世家》：“文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设官分职，虽多殊于周制，而名法往往与诸夏相同。其人之深于学术者，如申叔之于教育，
《国语·楚语》：“庄王使士亹傅太子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
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此义焉。”
左史倚相之于史学，
《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北方士大夫殆莫之过也。吴出太伯，固亦华裔，然至春秋，其民犹不知乘车及战陈之术。
《左传》成公七年，楚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待楚人启之，始与诸夏交通，其初之晦塞，盖可相见。然自成公至襄公时，仅四十年，而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于《国风》、《雅》、《颂》之精义，言之无或爽者，其进步之速，又可骇焉。以吴例越，其文化当直接得之于吴，而间接得之于楚。范蠡、文种，皆楚人也。
《史记正义》：“范蠡，楚宛三户人。文种，荆平王时为宛令。”
得此二人，而教士三万，君子六千，勃然而兴；而种、蠡之文章，至今炳然寰宇。其地运之将开欤，抑文明之由人而转徙者，适逢其会也？所可疑者，楚之文化，东下而入吴、越，而其国固有之江南，转无所得。
顾栋高曰：“春秋之世，楚之经营中国，先北向而后东图，其所吞灭诸国，未尝越洞庭湖以南一步。盖其时湖南与闽、广均为荒远之地，惟群蛮、百濮居之，无系于中国之利害，故楚也有所不争也。”
顾栋高，清代学者，生卒事迹不详。著有《春秋大事表》。
湖湘灵气，遂不能发泄于春秋之时；是则地势之当冲要与否，实文化之关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