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变迁（第2页）
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此政治变迁之至大者也。
《日知录》（顾炎武）：“《汉书·地理志》言秦兼并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宣公十五年，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成公六年，韩献子曰：‘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曰：‘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昭公三年，韩宣子曰：‘晋之别县不惟州。’五年，薳启疆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又曰：‘因其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二十八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哀公十七年，子榖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说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战国策》：‘智过言于智伯曰：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史记·吴世家》：‘王馀祭三年，予庆封朱方之县。’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史记》：吴王发九郡兵伐齐，范蜎对楚王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匈奴传》言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则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传》称‘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至周武王仅千八百国，春秋时见于经传者百四十余国，又并为十二诸侯，又并而为七国，此固其势之必至也。”
《说苑》，记述古代历史故事的史书，专供帝王阅读，主要目的用于劝谏。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编。
《郡县考》（姚鼐）：“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国近蛮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齐、鲁、卫、郑名同于周，而晋、秦、楚乃不同于周，不曰‘都鄙’，而曰‘县’，然始者有县而已，尚无郡名。吾意郡之称，盖始于秦、晋。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如所云阴地之命大夫，盖即郡守之谓也。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郡远而县近，县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之美恶异等，而非郡与县相统属也。《晋语》：夷吾谓公子絷曰：‘君实有郡县。’言晋地属秦，异于秦之近县，则谓之曰郡县。亦非云郡与县相统属也。及三卿分范、中行氏、知氏之县，其县已与故县隔绝，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远地之体，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统有属县矣。其后秦、楚亦皆以得诸侯地名郡，惟齐无郡，齐用周制故也。”
因列国之竞争，而田赋兵制，亦相因而变。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又成公元年：“作丘甲。”杜《注》：“周礼四邑为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出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杜《注》：“丘当出马一匹，牛三头。今子产别赋其田，如鲁之田赋。”又哀公十一年亦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齐桓之霸，尤重在变更军制。
《国语·齐语》：“管子对桓公曰：‘作内政而寄军令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
晋文御狄，则作五军；成公赏功，则作六军。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晋搜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成公三年：“晋作六军，……赏鞌之功也。”
其后吴、晋争长，至以甲车四千乘自豪。
《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按杜《注》：“四千乘，三十万人”，其数虽不确，即以二十五人一乘计之，亦十万人矣。）
亦周制之变更之大者也。
兵事既重，则兵为专业，而工商之业以分，
《国语·齐语》：“管子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韦昭《注》：“此士，军士也。十五乡合三万人，是为三军。农野处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数，则下所云五鄙是也。”
四民之名以立。
《国语·齐语》：“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处，……士之子恒为士；工群萃而州处，……工之子恒为工；商群萃而州处，……商之子恒为商；农群萃而州处，……农之子恒为农。’”
按《周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考工记》称“国有六职”，虽亦分农、工、商，而未尝别立士之一职。
《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孔晁《注》：“商不厚，工不杇，农不力，不可成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
虽以士大夫别于农、工、商，亦未名为四民。四民之别，盖在春秋之时。
《榖梁》成公元年《传》：“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虽所称古者，与《管子》所谓“昔圣王”云者，皆若不始于春秋之时。然士皆授田，则与农无别。别立士之名，必为授田之制已废。故愚意春秋之时，授田之制渐废，始有士、农、工、商之分。否则，无此区别也。
《管子》，法家的代表作。后人托春秋政治家管仲（？～前645）之名而作。也是先秦典籍中保存我国古代经济思想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
军旅之事，苟非危急，专业者率可不与。
《左传》宣公十二年：“士会论楚曰：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
按此是楚国之兵已皆常隶营伍，国虽举兵，不取之于农、商、工、贾也。
业分而专，故多能者，
《管子·山权数篇》：“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裕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痛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丰且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不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民无所与。”又《轻重甲篇》：“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
而国家且竭力保护之。
《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谓韩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按郑有保商之法，故其商人如弦高者，能却敌而卫国，盖前此之所未有。盖国力膨胀，则各种职业皆因而发达，不独兵事一端，为立国所重也。
国家之兴亡，影响于社会至巨，愚者推求其故而不得，则归之于运数，而星相卜筮之术昌。观《左氏传》所载，多前知之言，如懿氏卜妻敬仲，知其将育于姜；毕万筮仕于晋，决其子孙必复其始；虢公之奔，兆之童谣；曹社之亡，始以妖梦；以及季友手文，谷也丰下之类，一人一家之休咎，均若有前定者。盖其时之人考索兴衰之理，不尽关于人事，故广求之于术数，从而附会之也。然社会心理虽多迷信，而贤哲之士，转因之而知尽力于人事。如季梁、
《左传》桓公六年：季梁告随侯曰“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史嚚、
史嚣，周代封国虢国的大夫，生平不详。主张重民轻神。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