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8章 汉堡的公审（第1页）

【ps：各位读者同志喜欢本书的话可以点一下催更，加个书架，谢谢】【书评可以看各位心情，麻烦压一下分，太高会被ban】【千万别养书】汉堡，圣保利区工人广场。五月的阳光本该温暖，但此刻照在广场上，却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冷意。广场中央搭起了一座木台，高三尺，宽两丈，台面上铺着粗糙的帆布。木台后方竖着一面巨大的红旗，旗面上绣着金色的锤子、麦穗和齿轮。红旗两侧，各站着两名持枪的赤卫队员，枪口朝下，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台下，八千名工人和市民挤满了广场的每一寸空间。他们有的是从造船厂下班直接赶来的，工装上还带着油污；有的是从码头区步行一个多小时走来的，脚上沾着易北河的泥沙；有的是从城东工人社区赶来的妇女，怀里抱着孩子，手里攥着自制的标语牌。没有人说话。八千人的广场，静得像一座空城。只有风吹过红旗的猎猎声，只有偶尔传来的婴儿啼哭，只有远处易北河上轮船的汽笛声。木台左侧，临时搭起了一个小一些的台子，上面摆着三把椅子。那是检察官席——汉堡市检察院派来的检察官将在这里宣读起诉书，监督审判程序的合法性。木台右侧，另一个小台子上坐着五个人。那是陪审团——两名造船厂工人，一名码头搬运工，一名纺织女工，一名退伍士兵。他们都是三天前由汉堡各工厂工人委员会推选出来的，将代表人民群众参与这次公审。木台正中央，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铺着红布。长桌后面，只坐着一个人。恩斯特·台尔曼。汉堡苏维埃主席、德共汉堡区委书记、汉堡工人赤卫队总指挥。此刻，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深灰色工装，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枚小小的铁锤徽章。他的脸庞像岩石一样坚硬，眼睛像鹰一样锐利。在他面前的长桌上，摆着一份厚厚的卷宗。卷宗封面写着：“汉堡反革命集团案：贝德利·克里德等七人”“汉堡市人民检察院公诉”“1920年5月15日”台尔曼抬起头，目光扫过广场上那八千张沉默的脸。然后，他站起身，走向话筒。“同志们，”他的声音洪亮而低沉，不需要扩音器就能传遍全场，“今天是汉堡苏维埃第一次公审大会。”广场上静得能听见心跳。“几天前的晚上，在柏林，有人想用子弹杀害罗莎·卢森堡同志。”台下响起低沉的嗡嗡声。“那些子弹没有杀死卢森堡同志，但它们告诉我们一件事——”台尔曼的声音陡然提高，“敌人没有死心！敌人就在我们中间！”他走回长桌边，拿起那份卷宗：“而我们今天这个案子的主犯，叫贝德利·克里德。”“原自由军团的士兵，卡普政变后流亡南方，半个月前被秘密送回汉堡。”“他的任务是：在汉堡组织潜伏小组，收集红军情报，伺机暗杀汉堡苏维埃领导人。”台下有人倒吸一口凉气。“跟他一起被捕的总共有六个人。”“三个是原自由军团士兵，两个是本地商人，而他——是我们工人！”最后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广场上炸开了锅。“工人？”“怎么可能？”“叛徒！”喊声此起彼伏。台尔曼没有制止，只是静静地看着台下。等到喊声渐渐平息，他才继续说：“是的，工人。”“他在汉堡造船厂干了三年，参加过1918年的罢工，甚至参加过赤卫队。”“但在自由军团的人找上门时，他收了钱，出卖了灵魂。”他顿了顿：“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仅是为了审判外人，更是为了审判我们自己队伍里的叛徒。”他转向左侧的检察官席：“请检察院同志宣读起诉书。”检察官站起身。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一身整洁的深色西装。他翻开文件夹，声音清晰而冷静：“被告人贝德利·克里德，男，三十四岁，原汉堡造船厂钳工。”“1920年4月，经原自由军团军官胡克·克劳德介绍，与南方反革命组织建立联系。”“4月17日至5月10日间，先后六次向南方传递红军驻防情报，收取报酬共计四千马克。”“5月8日，参与策划暗杀汉堡苏维埃主席台尔曼同志，因赤卫队警戒严密未遂。”“5月12日，在内卫部统一行动中被捕。”“经审讯，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念完后，合上文件夹：“以上事实，有被告人供述、同案犯证言、查获的情报抄件、赃款等证据证实。”“根据《关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通知》第四条及《刑法暂行条例》第七条，建议判处被告人弗里茨·埃勒死刑。”，！台下再次响起嗡嗡声。台尔曼转向右侧的陪审团席：“请陪审团发表意见。”五名陪审员交头接耳了几分钟。然后，那名纺织女工站起身——她四十来岁，脸上有长期熬夜留下的皱纹，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们讨论过了，证据确凿，没得说，叛徒比敌人更可恨。”她说完坐下。台尔曼点点头，转向台下：“现在，允许群众发言，谁想说，请站出来。”广场上沉默了几秒。然后，一个声音从人群中响起：“我！”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走了出来，他的头发花白，背有些佝偻，但脚步很稳。他走上木台，站在台尔曼面前。“我叫汉斯·贝克尔，”他的声音沙哑但有力，“汉堡造船厂干了三十五年，贝德利·克里德——我认识他。”全场安静下来。“他是我的学徒，”贝克尔说，“三年前进的厂，我带了他半年。”“他手巧，学得快，人也机灵。”“我那时候还跟人说，这孩子有出息。”他转过身，面对台下八千名工人：“可出息到哪儿去了？”“出息到出卖同志、暗杀领导、收南方人的钱上去了！”他的声音开始颤抖：“同志们，我今年五十八了，在这厂里干了三十五年，见过资本家压榨我们，见过监工打骂我们，见过战争把我们的人一批一批送上战场送死。”“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我们工人自己当家做主了，好不容易我们的孩子能喝上牛奶了，好不容易我们能挺直腰杆做人了——”他的眼眶红了，但他没有流泪：“可有些人，有些跟我们一起流过汗、一起挨过饿的人，转身就去给敌人当狗！”他猛地转身，指着被告席上那个低着头的男人：“贝德利·克里德！你还认得我吗？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话吗？”“‘工人不帮资本家，工人帮工人’——你他妈的全忘了吗！”被告席上，那个男人始终没有抬头。贝克尔说完，走下了木台。人群自动为他让开路，很多人伸出手，在他经过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台尔曼再次走到话筒前：“还有谁要发言？”一个接一个的人站出来。有造船厂工人，有码头搬运工，有家庭主妇，有赤卫队士兵。他们有的愤怒，有的悲伤，有的只是沉默地站在台上，看着被告席上那个曾经的工友，然后转身离开。发言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十二点整，台尔曼敲响了木槌。“现在，”他说，“请检察院同志宣读最终量刑建议。”检察官再次站起身，翻开文件夹：“根据被告人供述、同案犯证言、查获的证据，以及今天公审大会的群众意见，检察院维持原建议：判处被告人贝德利·克里德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同案六人三年至十五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参与劳动改造，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台尔曼点点头，转向陪审团：“陪审团是否同意？”五名陪审员低声商议了片刻，然后同时举起手。“同意。”纺织女工说。台尔曼站起身，面对台下八千名工人：“根据公诉机关的建议，根据陪审团的意见，根据群众的呼声，现在我宣布——”他的声音如钢铁般坚硬：“判处反革命分子弗里茨·埃勒死刑，立即执行！”八千人的广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是欢呼，是掌声——沉重的、愤怒的、决绝的掌声。四名赤卫队员走上被告席，架起那个一直低着头的男人。他被押下木台，走向广场边缘——那里停着一辆军用卡车，将把他押往刑场。掌声持续了很久。久到卡车消失在街道尽头，久到人群开始慢慢散去，久到阳光开始偏西。台尔曼始终站在木台上，没有动。当最后一名工人离开广场，当广场上只剩下赤卫队员和工作人员，他才缓缓走下来。他的副官走过来，低声说：“台尔曼同志，您从早上到现在没吃东西……”“等会儿。”台尔曼说。他走到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贝克尔身边——老人还站在广场边缘，看着卡车消失的方向。“贝克尔同志，”台尔曼说，“谢谢你今天站出来说话。”贝克尔没有回头。他的声音沙哑：“台尔曼同志，我……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真心的，可是……”他转过身，眼眶终于红了：“可是那个孩子，我带过他半年。”“他刚进厂的时候，连扳手都拿不稳，我手把手教他。”“他学会第一道工序那天，高兴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台尔曼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贝克尔同志，我明白。”他停顿了一下：“但革命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必须亲手把曾经教过的人、曾经一起喝过酒的人，送上刑场。”贝克尔没有说话。“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学徒了，”台尔曼说，“他是收了敌人钱、准备杀我们的人。”“你不亲手送他走，明天死的可能就是你的另一个学徒。”贝克尔闭上眼睛，点了点头。然后他转过身，一步一步走远了。台尔曼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才终于走向那辆等了他很久的汽车。……下午三时，汉堡德共区委办公楼。台尔曼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吃午饭，门就被推开了。进来的是汉堡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卡尔·韦伯，一个四十多岁的前造船厂工人，面容严肃，手里拿着一叠材料。“台尔曼同志，整风运动的第一批材料汇总出来了。”台尔曼放下刚拿起的黑面包：“念。”韦伯翻开材料：“第一件：汉堡港务局运输科科长埃里希·舒尔茨，在国有化过程中私自截留三吨水泥，用于修缮自家房屋。““经查，涉案金额折合马克约八百元。”“第二件：汉堡苏维埃粮食配给站主任汉克·迈耶，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克扣工人配给份额，将多出的面粉、黄油倒卖给黑市。”“经查，累计获利约两千三百马克。”“第三件：汉堡赤卫队后勤处采购员弗里·贝克汉姆——和刚才那位老工人同名但不是同一个人——在采购军需物资时收受供应商回扣，涉案金额约一千五百马克。”台尔曼的脸色越来越沉。“第四件，”韦伯顿了顿，“涉及您。”台尔曼抬起头。“汉堡赤卫队副指挥、区委委员瓦尔特·舒尔茨举报，您在两个月前批准赤卫队采购一批军靴时，没有进行公开招标，直接指定了某供应商。”“他认为这违反了‘反官僚主义’的要求，要求您在区委会议上公开说明情况。”台尔曼沉默了几秒。然后他点了点头。“明天上午，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我会在会上说明那次采购的详细情况。”他看着韦伯，“所有证据、所有账目，都准备好，公开给每个委员看。”“是。”“另外，”台尔曼说，“前面那三件，该怎么处理？”韦伯翻开纪律检查条例：“第一件，截留物资，按金额应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件，克扣配给、倒卖黑市，性质更恶劣，建议开除党籍，从严惩处。”“第三件，收受回扣，建议开除党籍，追缴全部赃款，移送司法机关。”台尔曼沉默片刻，然后说：“第一件，如果当事人主动退赔、公开检讨，可以考虑从宽。但要看他检讨的态度。”“第二件，从严。”“这种人在配给站，直接侵害的是工人的口粮，不能留。”“第三件，按你的建议办。”“采购环节最容易出问题，必须杀一儆百。”韦伯一一记下。台尔曼看着他：“韦伯同志，整风运动才刚刚开始。”“汉堡有两万三千名党员，一万八千名赤卫队员，几百名各级干部。”“我们不可能指望每一个人都是干净的。”“但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不干净，就要付出代价。”韦伯点头：“我明白。”他转身离开。台尔曼终于拿起那块黑面包，咬了一口。面包又干又硬，但他吃得很慢，像在咀嚼什么更沉重的东西。……晚上七时，汉堡工人俱乐部。瓦尔特·兴登——中央宣传人民委员——站在临时搭起的小讲台后面。他今天下午刚从柏林赶到汉堡，任务是了解基层镇反和整风的情况。台下坐着三十多个工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是汉堡各工厂的“宣传员”——由各厂工人委员会推选出来的，负责把党的政策和运动精神带回车间。兴登推了推眼镜，声音平和：“同志们，我今天不是来讲大道理的，我是想听听你们的真实想法。”“镇反开始了，整风开始了，你们心里怎么想？”沉默了几秒。然后一个年轻工人举手。他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青春痘。“兴登同志，我们厂今天上午选了陪审团。”“选的是两个老工人，一个是我师傅，我师傅回来跟我们说……”他犹豫了一下：“他说，坐在那个台上，看着台下几千双眼睛，手都在抖。”“他怕判错了，怕冤枉人，怕对不起工友。”兴登点点头：“你师傅的担心是对的。”“任何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应该手抖。”“不抖的人，反而危险。”，！他顿了顿：“但正因为怕判错，所以才要有检察院复核，要有法院把关，要有陪审团集体讨论。”“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大家一起说了算。”“这样就算错，也不会错得太离谱。”另一个中年女工举手：“兴登同志，我们厂有个干部，平时挺凶的，动不动就训人。”“这次整风，有人举报他贪污，我们查了，没查出问题。”“但他以前训人的事，能不能在会上提？”兴登思考了几秒：“整风运动有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脱离群众、动辄训人。”“如果你们认为他有官僚主义问题，可以在会上提出来，让他检讨。”“但要注意，”他补充道，“检讨不是整人。”“目的是让他改，不是让他滚。”“只要他真心改，群众可以给他机会。”女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一个工人举手。是个沉默的中年人，穿着码头搬运工的粗布工装。“兴登同志，我有个问题。”“镇反和整风，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很刁钻。兴登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这个问题，林同志曾经回答过。他说：镇反是割身上的烂肉，整风是治身上的病。”“烂肉不割，会死。”“病不治，会烂。”“两个都重要，两个都要做。”他顿了顿：“区别在于：割烂肉是跟敌人斗，治病是跟自己斗。”“跟敌人斗，狠一点没问题。”“跟自己斗，就要有耐心、有分寸。”工人们安静地听着。兴登最后说：“同志们，你们在车间里、在社区里、在每一个工人身边，就是党的眼睛和耳朵。”“你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比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知道的，多得多。”“所以，”他站起身，“拜托你们了。”工人们沉默着，但他们的眼神变了。：（）穿越1918：红星照耀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