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维也纳栗树落花（第1页）
1920年5月12日，维也纳，第18区，一间临街的旧公寓。他睡得很浅。五十三岁的睡眠像一张用旧的地图，折痕太深，无论如何铺不平。栗树花落在窗台上，风把它们吹成细小的、干燥的旋涡。他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像打字机的键，在空白的纸页上敲不出任何字母。房间里有光。不是台灯的光——是一种他从没见过的、均匀的、没有源头的灰白色，像旧照片的底版。光从四面八方渗进来，把书柜、手稿、那台他用顺手了的贝尔普打字机都镀上一层薄薄的、不属于此刻的质感。有脚步声。一步，一步，不重，但极稳。他转过头。门口站着一个人。制服不是他熟悉的任何一种。但这个人。这个人的脸。他认识。五十三岁的卡尔·考茨基从床上撑起身体。他的手指攥紧被单，指节泛白。他想说话，喉咙里像灌满了旧报纸的纸浆，一个字都挤不出来。那个人走近了一步。靴跟落在地板上，发出极轻的一声。灰白色的光照亮了他的脸。没有皱纹。没有眼袋。没有长年伏案留下的颈椎前倾，没有六十三岁——不，他此刻只有二十三岁。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浓密，梳向一边，发蜡在额角凝出一道细细的、笔直的线。眼睛下面没有墨渍似的青黑，眼眶里装的不是四十年论战堆积的疲倦——是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凌晨三点的煤气灯，是《新时代》编辑部第一次来信时从信封里透出的油墨味，是还没有学会怀疑的、完整无缺的、崭新过头的信仰。年轻的他站在门口。手里握着一支枪。“你——”年轻的他举起枪。不是对着考茨基的头。不是对着他的胸口。他举起枪，枪口抵在自己右边的太阳穴。年轻的皮肤被冰冷的金属压出一个浅浅的凹痕。“不——”年轻的他扣下了扳机。没有枪声。没有血。年轻的他的太阳穴完好如初，皮肤上那个凹痕正在缓慢地、缓慢地平复。他放下枪，枪口离开皮肤的那一瞬，考茨基看清了握把上的铭文：k·k·1880–1920他一生没有开过枪。他一生的子弹，都是用别的方式射出去的。年轻的他看着他。那双二十三岁的眼睛没有任何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怨恨，不是控诉。只有失望。他就这样看着他。像看一份四十年前寄出的信，四十年来从未拆阅，此刻终于摆回自己面前——信封完好，火漆未破，收信人地址是他自己。“你知道我要问什么。”二十三岁的考茨基说。他的声音是考茨基记忆中自己从未拥有过的平静。二十三岁那年他每天都在焦虑，怕信写得太长，怕论点不够严密，怕恩格斯不回信。二十三岁的他不可能有这样平静。二十三岁的他把枪口抵在自己太阳穴上时，手没有抖。五十三岁的考茨基攥着被单，整个人都在抖。“1914年8月4日。”年轻的他说。不是质问，只是陈述。“社民党议会党团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你投了弃权。”“……是的。”“你的弃权，让112票赞成，3票反对。”“……是的。”“如果你投反对呢？”“……”“如果你在报纸上写，这是帝国主义战争，德国工人不应该为资本家去杀法国工人——如果你用你主编《新时代》二十年的全部权威，说这不是防御战争，这是背叛——如果你，卡·考茨基，在1914年8月4日，站在议会大厅里，大声说‘不’——”“会有什么用？”五十三岁的考茨基忽然说。他的声音嘶哑，像石头碾过石头。“我一个人，一张反对票，一篇反对文章——能改变什么？”年轻的他没有回答。他只是继续看着。“1918年11月。”他说。“革命从基尔水兵开始，蔓延到汉堡、不来梅、莱比锡、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占领了城市，皇帝跑了，谢德曼在国会阳台上宣布共和国。”“你在维也纳，你在写《无产阶级专政》。”“……我需要思考，我需要看清形势，仓促表态只会——”“1919年5月。”年轻的他说。“自由军团在柏林镇压工人运动的时候。”考茨基没有说话。“你的电报是什么时候发的？”考茨基闭上眼睛。“你发电报给诺斯克，”年轻的声音继续说，没有起伏，“请求他‘依法处理，避免流血’。”“你的电报送到柏林时，战斗已经打响。”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你的电报落在诺斯克的办公桌上，他看都没看，扔进了废纸篓。”“你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发出那封电报的吗？”考茨基睁开眼睛。年轻的他把手伸进内袋。是大衣——他认出来了。那是他二十三岁时穿的那件旧大衣，袖口磨白了，肘部缝过，是苏黎世中央坡道17号阁楼间的每一个清晨。年轻的他从内袋里取出一张纸。没有信封。是一张折叠得很整齐的、发黄的稿纸。四边已经卷曲，折痕深得快要断开。他把纸展开，对着考茨基。那是他的笔迹。不是五十三岁的克制冷峻的笔迹。是二十三岁的、墨水几乎要洇透纸背的、还没有学会自我怀疑的笔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自觉因素与自发因素》——卡·考茨基敬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志“你在等回信。”年轻的他说。考茨基没有说话。“你在等一封永远没有寄出的回信。”“恩格斯回信了。”考茨基说。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孩子。“八页，他说我的方向是对的。”“那是1880年。”“……是。”“1880年，1900年，1914年，1918年，1919年。”年轻的他把那张纸慢慢地、慢慢地折回原来的形状。他折得很仔细，对齐每一个折痕，像在做一件练习过无数遍的、必须完美无缺的工作。他把纸放回内袋。那个位置，靠近心脏。“你等了一辈子回信，”他说，“却从来没有写过一封你真正想写的信。”他举起枪。这一次，枪口不是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是对着考茨基。五十三岁的考茨基没有躲。他只是看着那个黑洞洞的、从未来回溯的枪口，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彻底的平静。“你不是来杀我的。”他说。“……不是。”“你是来问我的。”年轻的他没有说话。“你问过了。”考茨基说，“你问了我三个问题，1914，1918，1919，我没有答案。”年轻的他看着他。“你一直都有答案。”他说，“你只是不敢写下来。”他收回枪。他把枪——那支刻着k·k·1880–1920的、从未来回到此刻的、从未真正开火却从未真正沉默的枪——轻轻地放在床头柜上。放在那盏绿罩铜座的台灯旁边。放在那堆没有拆封的、从卡尔斯鲁厄运来的旧书箱旁边。放在1920年5月维也纳的栗树花影里。“1880年，”年轻的他转过身，“你问恩格斯，当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者应该等待，还是创造条件？”考茨基没有回答。“他回信说，你的方向是对的。”年轻的他走向门口。“你没有问他，”他背对着五十三岁的自己，“如果条件永远不会成熟，怎么办。”门框里，那个二十三岁的背影停了一下。“老师没有回信告诉你。”他说。“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门在灰白色的光里合上。……考茨基独自坐在1920年5月的黑暗中。很久。他伸手去摸床头柜。那支枪还在那里。冰冷的金属触感从他的指尖传到手腕，传到他早已不再年轻的心脏。他拿起来。对着窗外的维也纳。没有扣扳机。他只是举着它。像一个四十年前就该举起、却始终没有举起的东西。栗树花落了一夜。他没有开灯。枪口沉默地对着一千扇窗户后面熟睡的、正在做梦的、还不知道19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的维也纳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瞄准他们，还是在保护他们。他不知道枪膛里有没有子弹。他只知道，他二十三岁那年写下的每一个字，此刻都在那支枪的握把上，以钢印的形式，永远地、无法修改地，刻着。1880–1920。四十年。他没有开出过一枪。……上午七点三十分。门被轻轻敲响。考茨基坐在书桌前。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从床边移到这里的。台灯还亮着，绿罩的铜座在晨光里显出陈旧的金色。床头柜上空空如也——那支枪不在那里。也许它从未在那里过。也许它一直在他心里。“请进。”门开了。是他的助理埃米尔·施特劳斯，一个三十出头的维也纳人，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叠信。“考茨基先生，早晨的邮件。”埃米尔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有几封是从德国来的。”“柏林、慕尼黑、卡尔斯鲁厄……邮戳日期都很近。”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考茨基点点头。他伸手接过那叠信，手指触碰到最上面那封的纸张——不是普通的信纸，是带有暗纹的、昂贵的水印纸。他拆开信封。不是一封，是一封附着一封。外层是来自慕尼黑的正式公函，内层是整整十七页密密麻麻的签名。他展开第一页。“致：尊敬的卡尔·考茨基先生”“值此德意志民族面临空前分裂之际，我们，以下署名的德国工业家、商人、自由职业者及市民代表，谨向您发出最诚挚的呼吁——”他往下读。字句烫手。“……北方苏维埃政权非法窃据国土，以暴力剥夺合法私有财产，摧毁德意志工商业根基……”“……吾人坚信，唯有回归法治、秩序与真正民主，德国方能重建统一与尊严……”“……先生乃国际公认之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曾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擎天一柱，此刻一言一行，足以震撼舆论、扭转乾坤……”他翻过一页。“……倘先生能公开发声，严厉批判柏林非法政权之暴行与谬误，揭露其所谓‘社会主义’实为披红袍之专制——吾等及南方合法政府愿承诺，待国家光复之日，必恭迎先生重返柏林，重掌政坛高位，共谋德意志复兴大业……”最后一页。签名：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克虏伯家族代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胡根贝格传媒集团爱德华·冯·西门子——西门子公司前董事汉斯·冯·劳默尔——柏林商业联合会……十七页，密密麻麻，一千四百三十七个名字。考茨基放下信纸。他沉默了很久。晨光从窗帘缝隙渗进来，落在那些高贵的签名上。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座工厂、一家银行、一份报纸、一条铁路。每一个名字都在等他开口。——开口谴责柏林。——开口拯救德国。——开口回到他曾经属于、曾经领导、曾经以为会永远属于他的那个德国。埃米尔站在门口，没有离开。“先生，”他犹豫了一下，“需要我帮您起草回信吗？”考茨基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看着那叠信纸。一千四百三十七个名字在上面沉睡，等待被他的墨水唤醒。他伸出手。不是去拿笔。是去拿那叠信的下面——压在底层的、没有水印纸、没有公函抬头、甚至没有完整信封的一页纸。那是一张剪报。从柏林《红旗报》上剪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日期是1920年4月2日。《开国大典侧记：林同志说，喊人民万岁》他读完了。他把剪报叠成四四方方的一块，放进了自己的内袋。然后他拿起笔。埃米尔以为他要回信了，向前走了一步。考茨基抽出一张空白的稿纸。不是公函纸，不是印有抬头的信笺。就是他从苏黎世时代用到现在的、粗糙的、边缘发黄的普通稿纸。他写下日期：1920年5月12日，维也纳。停笔。窗外的栗树花还在落。一朵落在窗台上，轻得像一声叹息。他又写下：“关于德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我目前无可奉告。”埃米尔愣住了。考茨基没有再写。他把那叠十七页签名的信推到桌角——不是扔，不是藏，只是推开，推到他的活动范围之外，推到那盏绿罩台灯照不到的阴影里。一千四百三十七个名字留在光外。而他那张只写了一行字的稿纸，留在光里。“先生……”埃米尔的声音有些发颤，“您真的不——”“埃米尔，”考茨基打断他。他的声音不像二十三岁那样充满信仰，也不像五十三岁那样充满疲惫。是一种他从未有过的、陌生的平静。“你知道一百年后，人们会怎么记住我吗？”埃米尔张了张嘴，没有回答。“他们会说，”考茨基慢慢地说，“这个人写过很多书，编过很多年杂志，和很多人论战过。”“他理论上的对手死了，他实践上的对手赢了。”“他活得很久，活到所有人都忘了他年轻时也曾在信里问过恩格斯，当条件不成熟时，应该等待，还是创造条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他们会补一句：但1914年8月4日，他投了弃权。”窗外，栗树花还在落。“所以我现在写什么，都不会改变了。”考茨基说，“一百年后的人们不会记得我今天回信骂了柏林，还是回信骂了慕尼黑。”“他们只会记得，我在1920年5月，收到过一千四百三十七个名字的邀请。”他把那张只写了一行字的稿纸也推到桌角。推到那叠十七页签名的旁边。推到台灯光晕的边缘。，！“但我至少可以，”他说，声音轻得像落花，“不让他们用我的名字，也不想让他们用我的名字，去杀另一个德国的工人。”埃米尔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弯下腰，把那叠十七页签名的信——连同那一千四百三十七个等待回应的名字——收进自己的公文包。“先生，”他说，“今天的回信已经写好了？”考茨基看着窗外。“是的，”他说，“写好了。”……1920年5月12日，深夜。维也纳。栗树花落满窗台。他独自坐在书桌前。那盏绿罩铜座的台灯还亮着。床头柜上空空如也。那支枪，始终没有来过。也许它一直在他心里。也许它一直在他二十三岁那年的稿纸里，在那些还没有学会怀疑的、墨迹几乎洇透纸背的句子里。也许它一直在那封没有寄出的、问“如果条件永远不会成熟”的回信里。他低下头，拿起笔。稿纸上只有一行字：“关于德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我目前无可奉告。”他看了很久。然后，在那一行字的下面，他用几乎看不清的、像落花一样轻的笔迹，又写了一行：“但1880年恩格斯对我说：你的方向是对的。”“1920年，我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他停下笔。他没有写“此致革命的敬礼”。没有写“卡尔·考茨基”。他把那张稿纸叠成四四方方的一块，放进了内袋。和早晨那张剪报放在一起。和1880年那封从未寄出的信放在一起。窗外的维也纳睡了。栗树花落了一夜。他始终没有开灯。：（）穿越1918：红星照耀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