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牛奶(第1页)
1920年4月28日,上午九点,柏林夏洛滕堡区。卡尔·冯·海因里希斯坦——前克虏伯公司高级经理,现“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顾问委员会”顾问——正坐在自家书房里,用银质小勺搅动着杯中的咖啡。咖啡是从瑞士走私来的,杯子是迈森瓷器,桌子是产自意大利的桃花心木古董桌。窗外,柏林四月的阳光透过精致的蕾丝窗帘,在波斯地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切都和过去一样——至少表面上是这样。除了墙上那个崭新的相框。里面镶着一张委任状:“兹任命卡尔·冯·海因里希斯坦同志为德意志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顾问委员会经济顾问。”“签字:卡尔·李卜克内西。”“日期:1920年4月5日。”海因里希斯坦啜了一口咖啡,眉头紧皱。这咖啡的味道不对,肯定掺了代用品。但有什么办法呢?新政权实行物资配给,即使是他这样的“前资产阶级”,也只能领到普通市民的配额。门铃响了。海因里希斯坦的手一抖,咖啡溅到了桌布上。自从工厂被国有化后,他已经很少接待访客了。过去的生意伙伴大多逃离了柏林,剩下的也都和他一样,小心翼翼地生活着。“汉娜!”他喊道,“去看看是谁!”女佣汉娜——这是他唯一还能雇得起的仆人——小跑着去开门。海因里希斯坦竖起耳朵,听到门口传来低沉的对话声,然后是汉娜惊慌失措的脚步声。“先生……是、是内卫部的人……”海因里希斯坦的心沉了下去。内卫部——新政权的秘密警察机构,传说中比旧帝国的政治警察更可怕的存在。他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睡袍,走向门厅。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四五十岁,中等身材,穿着深灰色的内卫部制服,面无表情,眼睛像两颗冰冷的石子。一个二十多岁,同样穿着制服,但站姿略显僵硬,眼神中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卡尔·冯·海因里希斯坦?”年长的问,声音平淡得像在确认一个地址。“是、是我。”“请问两位同志……”“里特华斯,内卫部第三处,”年长的出示证件,“这位是汉特,我的助手。”年轻的那个点了点头,动作有点生硬。“有……有什么事吗?”海因里希斯坦努力保持镇定,但声音还是有点抖。里特华斯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走进门厅,目光扫过装饰华丽的大理石地面、墙上的油画、楼梯扶手的鎏金装饰。那目光像是在清点财产。“关于‘早餐奶计划’,”里特华斯终于开口,转过身面对海因里希斯坦,“你四月份的交款记录显示,你只交了前两天的钱。”“为什么?”海因里希斯坦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会是这件事。“哦,那个……我、我忘了,”他挤出笑容,“最近事情多,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忘了?”里特华斯打断他,向前走了一步,“连续五天都忘了?”“不,不是……”海因里希斯坦后退,“我是说,我手头有点紧,工厂被……被国有化后,我的收入……”里特华斯没等他说完,就动手了。动作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一拳砸在海因里希斯坦的腹部。胖男人“呃”地一声弯下腰,双手捂住肚子,咖啡的酸味涌上喉咙。“为什么。”里特华斯的声音依然平淡,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海因里希斯坦痛得说不出话,跪倒在地。里特华斯抬脚,靴子踩在他的肩膀上,把他按在地板上。汉特站在门口,脸色有些发白。他加入内卫部才一个月,训练时学过格斗,但还没在实战中用过——更别说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里特华斯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没有责备,也没有鼓励,只有一种“该你了”的平静。汉特咬了咬牙,走上前。他记得训练时教官说的话:“内卫部是革命的刀,刀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执行命令。”他抬起脚,不太用力地踢在海因里希斯坦的大腿上。“用力。”里特华斯说。汉特闭上眼睛,又踢了一脚,这次更重。海因里希斯坦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为、为什么……”胖男人终于能说话了,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的工厂已经被你们充公了!我什么都没了!为什么还要交这些钱!”里特华斯蹲下身,抓住海因里希斯坦的头发,强迫他抬起头:“你没了工厂,但你还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每个月有薪水——两百苏维埃马克,对吧?”“那点钱够干什么!”海因里希斯坦几乎是在尖叫,“我有妻子,有孩子,有这个房子要维护,有仆人要支付……”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你有瑞士银行的账户,”里特华斯的声音依然没有起伏,“有藏在卧室地板下的金条,有存在荷兰亲戚那里的珠宝。”“这些都需要我一一列举吗?”海因里希斯坦的脸色瞬间惨白。“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里特华斯松开手,海因里希斯坦的头砸在地板上。然后里特华斯站起来,开始有条不紊地踢他——腹部,肋骨,大腿。每踢一脚就问一句:“为什么不交?”汉特看着这一幕,胃里一阵翻腾。他想移开视线,但里特华斯瞥了他一眼,那眼神让他不敢动。“够了!住手!”一个女人从楼上冲下来,是海因里希斯坦的妻子埃尔莎。她穿着丝绸睡袍,头发散乱,脸上还带着睡意。“你们这些野蛮人!滚出我的房子!”她尖叫着扑向里特华斯,试图抓住他的胳膊。里特华斯甚至没有回头,反手一巴掌抽在她脸上。啪!清脆响亮。埃尔莎被打得踉跄几步,撞在墙上,然后滑倒在地,捂着脸,先是难以置信,然后开始啜泣。“埃尔莎!”海因里希斯坦挣扎着想爬起来,但又被里特华斯一脚踩住。“钱,”里特华斯说,“现在。”“我给!我给!”海因里希斯坦崩溃了,眼泪鼻涕混在一起,“在、在书房,书桌右边抽屉,有个铁盒子……”里特华斯朝汉特点点头。年轻人快步走向书房,很快拿着一个铁盒子回来。里面是整整齐齐的马克钞票——不是新发行的苏维埃马克,是旧的帝国马克,而且是大面额的。里特华斯数了数,抽出几张,把剩下的扔回海因里希斯坦身上:“我拿走的是这个月的。”“下个月我们会再来。”“如果你还想挨揍,可以不交。”他转身走向门口。汉特跟在后面,手里紧紧攥着那几张钞票。在门口,里特华斯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还趴在地上的海因里希斯坦,还有靠在墙上哭泣的埃尔莎。“记住,”他说,“牛奶是给孩子们喝的。你不喝,但孩子们要喝。”门关上了。……回程的车上,汉特一直沉默。他手里还攥着那些钞票。车窗外,柏林的街道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重建的工地,新挂起的红旗,排队领配给的人们。“觉得不舒服?”里特华斯突然问,眼睛依然看着前方。汉特犹豫了一下:“我……我以为我们会执行更重要的任务。”“抓间谍,破获阴谋,保卫革命领袖……而不是……”“而不是收牛奶钱?”里特华斯替他说完。“是。”车在一个红灯前停下。路边正好是一所学校——柏林第17工农子弟小学。正是课间时间,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校门口,几个工人装束的人正在从一辆卡车上卸下木箱,箱子上印着“早餐奶计划专用”。里特华斯摇下车窗。他们能看到,孩子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从老师手里接过一个小玻璃瓶——瓶子里是乳白色的牛奶。每个孩子拿到后都会说“谢谢”,然后小心翼翼地喝着,生怕洒出来。有的孩子喝得很快,一口就干了。有的孩子小口小口地抿,像是在品味什么珍馐美味。一个看起来营养不良的瘦小男孩,喝完自己的那份后,眼睛还盯着分发桶。老师看到了,又从桶里给他倒了半瓶。男孩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像得到了全世界最好的礼物。绿灯亮了。车继续前行。里特华斯摇上车窗,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从制服的内袋里掏出一个旧皮夹,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汉特。照片上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金色头发扎成两条辫子,对着镜头羞涩地笑着。照片已经泛黄,边缘磨损,显然经常被拿出来看。“我女儿,”里特华斯说,声音第一次有了些许变化,“娜莎贝尔,1917年冬天饿死的,伤寒,加上营养不良。”汉特的手抖了一下。“我那时在前线,”里特华斯继续说,眼睛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凡尔登。”“收到妻子的信时,她已经下葬三天了。”“信里说,她最后的愿望是喝一杯牛奶——真正的牛奶,不是那种掺了水的代用品。”“但那时柏林连黑面包都配给,哪里去找牛奶?”车里安静得能听到引擎的声音。“1918年我退伍回家,去坟上看她,”里特华斯的声音很平静,但汉特能听出平静下的东西,“坟前什么都没有。”“我妻子说,她省下半块面包想放在那里,但被其他饿疯了的人偷走了。”他从汉特手里拿回照片,小心地放回皮夹:“我小女儿索菲,现在八岁,和她姐姐死时一样大。”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每天早上,她能领到一瓶牛奶。”“真正的牛奶,不是代用品。”车在内卫部大楼前停下。里特华斯没有立刻下车,而是转过身,看着汉特:“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收保护费?欺负前资本家?”汉特说不出话。“我们在收债,”里特华斯一字一顿地说,“收这些人欠这个国家、欠这个民族、欠那些在战争中饿死的孩子们的债。”“他们靠战争发财,靠工人的血汗积累财富,靠士兵的牺牲保全自己。”“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还想躲在别墅里,喝着走私咖啡,抱怨‘薪水不够用’?”他打开车门,下车前最后说了一句:“汉特,内卫部的工作不全是抓间谍、破阴谋。”“有时候,它就是确保一个八岁的孩子早上能喝到一瓶牛奶。”“简单,直接,没有英雄主义的光环。”“但这就是革命的一部分——最具体、最真实、最不容妥协的一部分。”里特华斯走了,留下汉特一个人在车里。年轻人看着手中的钞票,又看了看窗外远处的学校。孩子们还在操场上玩耍,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照在他们手中的玻璃瓶上,瓶里的牛奶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泽。他突然明白了。这不是暴力,不是勒索,不是欺凌。这是正义——粗糙的、直接的、不完美的正义。一个胖男人挨了一顿打,换来几百个孩子一个月的牛奶。这个算术很简单。汉特下了车,走进内卫部大楼。在交款处,他把钞票递给办事员,看着办事员在“早餐奶计划”的账本上记下:“卡尔·冯·海因里希斯坦,4月补交,金额:75马克。”办事员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个月第几个?”“第三个。”“进度有点慢,”办事员嘟囔,“名单上还有五十多个没交呢。”汉特点点头,转身离开。在走廊里,他遇到了里特华斯,后者正在和另一个同事说话。“下午的任务,”里特华斯看到他,直接说,“名单上的下一个,准备一下。”“是。”汉特回答,声音比上午坚定得多。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汉特打开抽屉,拿出那份“早餐奶计划欠款名单”。上面有名字、地址、欠款金额,还有简短的备注。他翻到下一页,开始准备下午的工作。窗外,柏林四月的阳光依然明媚。学校的方向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而在城市的另一边,在那个装饰华丽的别墅里,卡尔·冯·海因里希斯坦正趴在沙发上,妻子给他淤青的腹部涂抹药膏。“我们要离开这里,”埃尔莎哭着说,“去瑞士,去美国,哪里都行……”“怎么走?”海因里希斯坦苦笑,“所有出境通道都被控制。”“没有特别许可,我们连柏林都出不去。”“那就申请许可!”“以什么理由?‘我不想给孩子们的牛奶付钱’?”夫妻俩沉默了。只有药膏涂抹时发出的轻微声响,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学校的钟声,孩子们的喧哗,以及这座城市在新政权下缓慢而坚定的心跳声。一个新的德国,正在这些具体而微的冲突中,在这些粗暴而直接的正义中,在这些牛奶瓶和挨打的富人之间,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不完美,不优雅,甚至有些“丑陋”。但它在前进。:()穿越1918:红星照耀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