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章（第2页）

张政委最关心思想问题：“你强调技巧和方法，会不会让战士们产生侥幸心理，觉得靠聪明就能打胜仗，从而削弱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

林晏回答：“政委，我认为革命精神和科学方法不是对立的。战士们不怕死，但我们指挥员有责任让他们死得有价值。教他们更好的方法，不是让他们怕死，是让他们能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一个活着的、有经验的老兵，比十个牺牲的新兵，对革命的贡献更大。”

这话说得有点尖锐，但张政委没有生气，反而若有所思。

王主任从教育角度提了很多实际问题：教材的适用性（对不同文化程度的战士）、教学方法（如何避免教条化）、后续修订机制等等。林晏一一回答，有些问题他已经在实践中遇到过，有些则是新思考。

“林晏同志，”王主任最后说，“你的教材体系很完整，思路也很清晰。但我担心一点：它是不是太‘系统’了？战争是瞬息万变的，再好的系统也赶不上变化。如果战士们机械地照搬教材，会不会反而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

这个问题戳中了林晏最深的忧虑——他已经在七连看到了教条化的苗头。

“王主任，您说得对。”他坦诚地说，“这正是我目前最担心的问题。教材是工具，不是圣经。我在前线时，就发现有些连队把教材当成了固定流程，死板执行。所以我后来增加了‘灵活运用’的培训，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变通。”

“怎么变通？”李参谋问。

“我总结了一个‘三问法’。”林晏说，“遇到任何战术选择，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这个选择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第二，敌人最期待我做什么？第三，有没有敌人想不到的第三种可能？这三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目的是打破思维定式。”

窑洞里安静了片刻。

“这个‘三问法’……有点意思。”李参谋缓缓说，“听起来简单，但抓住了要害。打仗，很多时候就是猜对方在想什么，然后反着来。”

“对。”林晏松了口气。李参谋能理解，这很关键。

会议持续到中午。勤务员送来了午饭——小米饭，白菜炖豆腐，还有一小碟辣椒酱。五人就在会议室里边吃边继续聊。

气氛轻松了许多。李参谋开始讲长征时的故事，讲他们如何用土办法破解敌人的围追堵截。王主任则谈起在延安办学遇到的困难——没有教材，就自己编；没有教室，就在露天上课；没有纸笔，就用木棍在地上写。

“所以说啊，林晏同志，”李参谋吃完饭，抹了抹嘴，“你的教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材背后的那种精神——面对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的精神。你把这种精神教给战士们，比教什么具体战术都有用。”

这话让林晏心头一震。他忽然明白了，自己这半年来做的，不只是在传授知识，更是在传递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不依赖权威、不迷信经验、敢于质疑和创新的思维方式。

而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正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

饭后，会议进入最后阶段：对教材的评估和后续安排。

“林晏同志，你的教材体系，总参和教育委员会原则上同意在内部试用。”王主任正式宣布，“但有几个要求。”

林晏坐直身体。

“第一，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比如抗大的侦察专业班，以及两个前线团。收集反馈，不断完善。”

“第二，你要参与教材的修订和教学。教育委员会打算在抗大开设一个‘特别战术研讨班’，由你担任□□之一。”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王主任看着他，“你要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和我们党的军事思想、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不能就技术谈技术，要讲清楚，这些方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战争，是为了最终的革命胜利。”

林晏郑重点头：“我明白。”

“那好。”李参谋站起身，“林晏同志，欢迎你到延安工作。前线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延安也需要。好好干，但记住——理论再好，也要经得起战火的检验。”

“是！”

会议结束。秦科长送三位首长离开，林晏独自在会议室里整理材料。

阳光从窑洞的窗户斜射进来，在粗糙的泥地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飘浮着细微的尘土，在光柱里缓缓旋转。

林晏坐在桌前，看着摊开的教材稿，心里百感交集。

半年前，他刚来到这个时代时，连怎么在战场上活下来都不知道。现在，他编写的教材要被全军试用了，他要在抗大当□□了。

这一切都像梦一样。

但手上那些还没愈合的伤口、脑子里那些牺牲战士的面孔、耳边那些枪炮的回响，都在提醒他：这不是梦。这是他用汗水和鲜血，一步步走出来的现实。

“感觉怎么样？”秦科长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林晏抬起头：“像打了一场仗。”

“思想上打仗，有时候比真枪实弹还累。”秦科长走进来，坐在他对面，“但今天你打得不错。李参谋那个人，轻易不夸人的。他能说‘有点意思’，那就是很高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