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城镇化过程中主要教训综合案例（第2页）
经济转型是大城市经济发展中必经的历史过程，但整个过程应该是可控、有序、有引导的。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型，对城市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甚至颠覆性的，其中的联系犹如复杂的连锁反应，并非完全可以预测，对此必须有十分充分的认识。转型既是经济问题、产业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环境问题……
在中国，通过扩大城市行政区范围，使市区和郊区在税收、就业等方面合为一体，在郊区制造业基地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心城不但不衰退反而更加繁荣，提供了比美国大城市转型更为成功的经验。可见，从城市—区域层面解决城市转型问题，比在单一城市层面解决问题有效得多。
（4）城市更新，中心区改造，以及1949年的公共住宅建设项目（“1949住宅法案”）。住宅法案具有良好的目标：“为每个美国人提供小康住宅和适宜的居住环境”，但是实施政策的方法——城市更新和中心区拆迁改造，却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实施时大力推广“超级街区”，取消原来街区内的小马路，代之以在超级街区外围的宽阔大道。“旧城改造”的结果，是将黑人移居到了市区中居住密度更高的犹太区。从社会的角度，城市更新推动了种族和阶级的隔离。从规划的角度，城市更新忽视、破坏了城市的有机性、复杂性、历史性，消灭了传统城市中的街道公共空间和小商店，而小商店和小街道是吸引人们在传统城市中流连忘返的根本要素。造成美国中心城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规划师有直接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城市更新。有研究者敏锐地指出：“城市更新运动是二战后形成的国际金融资本与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利用政府补贴）以低廉的成本获取宝贵的城市中心区土地而不断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更新是典型的在错误规划理念指导下的错误规划实践。大规模改造为主的“城市更新”运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如简·雅各布斯在其1961年出版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指出，大规模改建摧毁了有特色、有活力的建筑物以及城市文化、资源和财产。她根据对美国20多个大城市的考察指出，大规模改造并没有使贫民窟真正“非贫民窟化”，仅仅是将贫民窟移动到别处，并且还在更大的范围里造就了新的贫民窟。对于大规模改造中各个主体的利益得失，她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民众则总是成为牺牲品。”
旧城的保护与更新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其中包含了多方面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拆除旧区进行改造，本来是城市生命周期演化中的正常现象。但是生命的本质是延续而不是割断，重生必须具有延绵的基因。如果规划师盲目以假想的“新城市模式”来替代历史积淀的城市模式，那么就可能出现难以挽回的“建设性破坏”。城市更新中的错误规划理念，至少有三点是我们当前进行旧城改造时需要避免的：一是拆除旧区的改建规划忽视了原有的历史及文脉；二是规划“超级街区”以便于土地批租，周围的宽马路加剧了交通问题；三是集中建造廉租住宅，造成低收入者和其他社会阶层的隔离。
（5）在郊区大量建造工业化方式生产的住宅，即“雷维城模式”。1947—1951年，雷维建筑公司在纽约郊区的长岛建立了雷维城，17000套独立式住宅首次采用了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方式。同时，以联邦住房局领头的贷款银行推出了和中低价郊区住宅捆绑的贷款安排。这样，现代建筑技术和现代房地产贷款方法第一次结合起来，创造出“工业化的郊区化”模式，即低造价、可支付、高供需的郊区化。这个战略在提升美国普通人居住条件的同时，客观上也助长了中心城的衰退和郊区的蔓延。
住宅建设的工业化是一个积极的战略。欧洲国家在工业化住宅的研究、开发方面提供了大量经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正面的案例。美国规划界对1950年代大批量工业化生产住宅的批评，主要在于其影响了中心城衰退和郊区蔓延，而不是工业化住宅本身。问题在于如何采用现代技术，而不是现代技术自身。
（6）城市中的种族隔离。从二战结束到1960年代后期，400万黑人从美国南部农村地区迁移到工业化大城市。黑人进城后，面临两大问题：肤色界限和“玻璃天花板”（指晋升困难）。1968年的民权法案基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但肤色界限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
中国城市不存在种族隔离，但近年来出现了以收入极化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分化，这是贫富分化在城市空间的投影。这样的分化可能带来潜在的社会问题。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入城，通过规划措施帮助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社会，防止他们游离于其他社会阶层之外，是规划师的重要工作。
（7）大型独立式购物中心的扩展。大型独立式购物中心既是郊区化的产物，也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小汽车交通作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产物。在购物中心风靡的背后，是美国商业结构的根本变化：大型连锁店替代了传统的小型零售店，导致散布于地方上的小型商业萎缩。1990年代以后，购物中心进一步发展，综合了餐饮、休闲甚至教育、医疗、政府办事机构等功能，吸收了美国人的主要消费支出。大型购物中心对美国城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促进了商业、零售业的集中化，加速了中心城的衰退，而且影响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结构，造成公共空间类型的单一化，打破了传统城市公共空间的均匀分布。
中国城市出现过度郊区化的可能性较小，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仍然主要集中在中心城。购物中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和建筑形式，可以为不同目的服务，制定城市规划时应注意新兴购物中心和传统商业街在规划分布上的平衡。
（8）郊区扩张和城市蔓延。郊区的住宅增长、交通方式、商业中心等发展趋势，构成了美国郊区蔓延的城市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美国南部、西南部“阳光带”以及城市远郊新开发地区。沿着高速公路网，任意开发的住宅区、办公园区、商业中心占用大量农田、森林、水面，并迫使政府花费巨资修建公共基础设施，而老区现有的基础设施则因缺乏资金而难以维修。这样的模式完全依赖于小汽车交通而拒绝公共交通，造成美国的高碳排放问题。对此，美国规划界提出了“精明增长”、“增长控制”等规划理念予以应对。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成区的面积肯定会扩大，一部分郊区也会变成市区。然而，城市化可以有不同模式。中心城的高密度开发，在大城市周围有规划地发展中小城市，都是值得研究的途径。中国不会出现美国式的郊区无规划、无序的蔓延，但我们应当警惕、防止郊区“有规划”、“有序”的盲目扩张。不少城市的新一版规划中已经出现了郊区快速扩张的苗头。虽然郊区化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必经过程，但是一旦过度，无论无序、有序，有规划或无规划，都将导致增长的失控，为子孙后代留下负担。
（9）空调设施的普及。美国南部、西南部的大开发，封闭型的现代购物中心的兴起，都和空调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有密切关系。1950年代到1960年代，空调技术的改进使空调设施普及，使南部炎热地区成了美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方。与此同时，空调设施的普遍使用导致了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从喜欢户外活动变成更多在室内活动，这个结果被称为“美国的茧化”，影响社会交往。除此之外，能源消耗、排放增加是另一个大问题。
技术进步和城市发展模式有密切关系。历史上铁路促进了城市发展，公路帮助了郊区发展。然而，在开发出技术后，如何合理使用技术成果，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应用问题，而且具有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后果。上述“美国的茧化”即引起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应该特别支持低碳、节能、减排的新技术开发，这样的新技术将为未来城市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提供技术保障。
（10）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骚乱。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领先于全世界，美国人沉湎于自己“世界经济领跑者”的成果，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掩盖了社会内部越来越激化的矛盾，特别是种族矛盾和贫富极化。20世纪60年代不断的城市骚乱事件，根源是美国的结构性社会分化，包括种族问题、收入问题、住房问题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城市骚乱的后果，一方面加速了白人向郊区迁移，中心城成为黑人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地，造成中心城基础设施资金短缺，城市衰退，成为美国式的郊区化。另一方面，骚乱震动了美国甚至全球，引起朝野对城市问题的极大关注，终于通过了1968年《民权法案》以及一系列城市复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中国不存在种族问题，不可能发生美国城市的种族骚乱。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后果。
由上表可知，政策因素是影响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当今美国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几乎所有问题，包括经济、社会、环境、能源、城市交通等，都和当时政府城市政策的失误有直接的关系。
2。未来50年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十大因素（2000—2050年）
（1）贫富差距持续拉大。
（2）郊区的政治优势：郊区已经超过中心城和乡村地区而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优势力量，有可能在未来50年内发展成为决策主体。
（3）“婴儿潮时期”（1945—1964年约20年间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人口的老龄化：这一时期内人口出生率直线上升，新生婴儿达到8000万人。在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至今仍占全美人口的30%。他们在不同年龄时期对当时的城市发展均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如买房（含父子二代）、就业、老龄化。
（4）中心城和近郊区贫困阶层周而复始。
（5）精明增长：限制城市蔓延的环境和规划措施。波特兰模式揭示了“精明增长”的实施必须拥有一个广泛的区域联盟的支持，并且需要在中心城市和其郊区之间、城乡利益之间、各级政府（市、行政区、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关系，但这样的利益联盟在当今美国城市和区域中尚较少见。
（6）互联网：英国城市学家彼得·霍尔曾说过，如果要预知互联网对当今大都市的影响，其难度不亚于80多年前要预知机动车对今天的影响。尽管人们今天还无法真正预见将会出现怎样的新的大都市区，但互联网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的建成环境。彼得·霍尔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尽管现代电子通信、信息技术非常发达，但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仍然具有存在的依据，面对面交往的需要正是“城市”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基础。
（7）1945年后城郊一环区的衰退：它们离中心城市距离太近，受其问题影响大。如果这一地区继续衰退下去，它将预示着大都市区的迅速分化。
（8）户均人口规模缩减：过去50年内美国家庭的平均人口规模缩小了26%，未来还将继续略有下降。伴随着“婴儿潮”时期人口的老龄化，户均人口规模缩减对美国城市和区域所起到的影响将更为显著，如郊区开发商开始为那些非传统类型的家庭建造相应的住宅，包括大量产权可分割的公寓大楼和租赁式公寓等。
（9）为服务新边际城市而延伸的超高速公路系统。
（10）城市和郊区多元化趋势和种族融合：如果郊区政治力量推进城市精明增长计划得以实施，如果经济发展趋势促进经济和种族的平等，那么，中心城市甚至包括城郊的一环区就能够真正支持多元化的邻里社会结构，但如果综合其他因素，美国社会未来种族融合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具有潜在的危机和较大的挑战。
在美国城市化历程中，对于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城市专家们不是没有提出过意见甚至警告（例如雅各布斯对于城市更新的激烈批评）。但是，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地位仅仅是一个“二等部”，其重要性及话语权均远远不及国会、财政部、商务部等主要决策部门，所以专家们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提出的城市政策，往往受到决策者对经济扩张的追求、对政治平衡的考量等所谓“全局因素”的修正甚至废止，导致正确的城市政策难以推行。
城镇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既有可比性，也存在不可比性。如果说存在一定可比性的话，那么，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慎重对待，从而尽可能避免重蹈覆辙。